□叶檀

　　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经无需探讨，现在需要探讨的是企业该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度过经济紧缩周期。

　　上海９家国企做出了选择。据报道，上汽集团、电气集团、百联集团、锦江国际、东方国际集团、国际港务集团、广电集团、纺织集团、中铝上铜公司９家上海国有大型企业高层将率先带头减薪，并缩减差旅费、会务费等开支。此次国企高层减薪幅度不少在１５％～２０％，最高降幅达４０％(１月３１日新华社报道)。

　　这是经济紧缩期下全球降薪潮的蔓延。国际上，已有６个国家准备限制银行高管薪酬；在国内，东航、中铝等央企以及三一重工等民企也先后推出高管降薪举措。

　　降薪与其说是国企高管的自觉，不如说是行政、市场与舆论三重压力下的产物。

　　企业降薪根本原因是降低成本度过“寒冬”。降低成本不外乎减少管理费用，降低人工成本，包括裁员和降薪等办法，在上述９家企业出台的“过冬”方案中，包括降低管理费用与降薪两方面的措施。国企承担社会责任，裁员受到限制，降薪成为首选，惟有如此，才能收到降低社会成本和企业成本的双重功效。

　　国企降薪之所以受到关注，另一重要原因是近年国企高管薪酬上涨突破底线，垄断国企员工收入畸高，一些国有企业普通员工与高管之间的薪酬相差高达数百倍等现象屡屡被社会诟病——事实上，人们已经将国企高管薪酬视为国企效率、社会公平的主要演示场，凡是与此相关的新闻都能聚集社会眼球。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国企包括央企在内利润持续下滑，２００８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创新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营业收入和税金增幅连续５个月回落，实现利润连续５个月呈负增长，一些国有企业不得不接受注资。在这样的严寒背景下，如果国有企业高管继续领取高薪，将面对行政上级与社会舆论的双重质疑，主动降薪是保留未来空间的识时务之举。

　　不仅国资委下属央企，金融机构高管薪酬同样受到制约。财政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根据有关规定暂时停止实施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银监会已向商业银行“委婉”提出今年高管年薪人民币１５０万元为“参考上限”，多家银行高层已向银监会口头表达降薪意愿，表态下调高管薪酬。

　　不过，国企高管降薪固然可以带来一时的心理满足，民众更关心的恐怕是以下两点。第一，高管薪酬是否与业绩密切挂钩，是否带来了正确的激励机制，这直接决定了国企的业绩与效率。如果高管表面降薪，暗地以递延薪酬或者增加期权等方式在未来加薪，所谓降薪就成了一场“民意抚慰秀”，意义不大；第二，国企降薪能否与市场化同行，国企的用工机制是否能够摆脱行政的束缚，国企高管能否摆脱亦官亦商的身份，而成为能够接受市场考验的职业经理人。降薪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增效。

　　企业利润下降而管理层收取高薪是可耻的，但降薪如果不能促成国企用工制度的市场转向，则薪酬无论是涨是跌，价值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