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０年深秋的一天，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将李际均叫到办公室，说：“新中国成立３０年了，我们还实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落脚在‘诱敌深入’上，这是不行的。”

　　据李际均回忆，此后的一个星期，他借阅了５０本我军在战争年代的电报汇编。李际均发现，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提过几次属于战略层次的“诱敌深入”，其他大量的都是战役、战术层面的“诱敌深入”。有了历史依据，宋时轮决定向中央军委提出修改军事战略方针的建议，对李际均说：“报告起草完，就马上送过来给我看，我等你！” 

　　李际均花了４天时间，起草了一份《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报告初稿。完稿时已经凌晨２时３０分，他拨通了宋时轮家的电话，宋时轮正等着他呢。 

　　在同年１０月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战略指导问题研讨会上，邓小平作了结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４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 （摘自《南国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