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为筹划编写《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集意见，抛出２０个问题，其中“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条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２月，规划纲要工作小组成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就该问题征求意见，和将来是否一定会在规划纲要中作一个明确规定，没有必然联系。３月，教育部官员在两会期间透露，规划纲要将在今年８月前后向社会公布初稿，届时将对该问题有表态。

　　显然，这已成为一个非常切近的议题。其间逻辑，关系重大，记者就此专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东。

　　北大中文系教授：警惕高中文理分科负面效应

　　现代社会必须进行知识分科，又必须警惕和限制这种分科的负面效应

　　中国青年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关于中学是否取消文理分科，近来议论很多。但绝大多数只是“意见”。

　　刘东（以下简称“刘”）： 意见可以代表立场，代表印象，代表好恶，代表投票的倾向，但意见却不是论证，不是理性反思，因而没有底气，也不大靠得住。

　　记：我们已经意识到仅仅强调文理不分家，还不能治愈我们的教育。

　　刘：如果真想治好疾病，而不是讳疾忌医，就应当既去研究病理，也去研究药理，然后再对症下药。

　　记：文理分科这样的现实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刘：在知识剧烈爆炸和增长的现代社会，分科就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人类的知识不光是要文理分科，即使在文科内部和理科内部，也是不断要分化下去的。所以，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不可能是应否取消分科，而只能是何时分科最佳？或者说，就当前的情况看，是否应当对学生们延迟分科？

　　记：知识分科既然有这么强的合理性，那为什么还总被人骂，而且被骂得那么罪大恶极？

　　刘：骂当然还是要骂的，可以提高对其负面效应的警惕！试想一下，如果人类社会可以无障碍地复制自己的成员，让每个成员都能全面把握发展至今的全部知识，或者退一步说，至少也让他们可以每人得到一台功能无限的计算机，随时搜索到任何现成在手的知识。那么，当代社会科学所面对的几乎所有裂痕与隔阂，都会顿时迎刃而解。可惜的是，由此所需的提供教育的成本，或者提供机器的成本，同样会变得无穷大。

　　记：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知识的分科和劳动的分工，这是现代世界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又必须警惕和限制这种分科与分工的负面效应，这也是现代世界的大趋势？

　　刘：正是如此！越来越仰赖于这种分科的知识，又越来越受害于它，这正是现代人的宿命。正像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的，在当今的时代，正因为风险变得越来越大，而对每一种风险的理解，又都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范围，只能为特定的专家所掌握，我们就不得不在各种问题上，无论是食品、污染还是疾病，听从各种专家的意见。然而当我们把命运交给别人时却又发现那些所谓专家，其实也是信息不完整的，经常发布矛盾的警示或医嘱，甚至还会受到各种权力的支配。

　　如果自己缺乏相应的创新智慧，为什么还不放开别人的手脚，多给民间一些办学的自主性

　　记：什么时候进行文理分科？

　　刘：这需要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制宜，并不存在普遍通用的结论。其实也正是出于类似考虑，我才呼吁希望能在最好的综合性大学里让新生先度过一个预科阶段，也就是说，不光不要在高中阶段分科，就连在大学阶段也暂时不要分科。

　　记：就中国的特定国情而言，北大的很多举措并没有普遍参照意义，由此对于一般的大学来说，究竟应当怎样具体应对呢？

　　刘：我认为应当视各种条件而制定，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是，虽然不能提供普遍的现成答案，却可以提供基本的思想原则，那就是无论对于个人、家庭还是教育机构而言，都必须尽量拓宽选择的范围，以便用多样性来应对复杂性。

　　记：但对于全社会而言，毕竟不可能为此无限透支吧？

　　刘：也正因为这样，对于教育体制的设计，就更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当年一刀切地要求文理分科，和现在又似乎要一锅煮地取消这种分科，是基于同样的思维方式。说得不客气，如果你自己缺乏相应的创新智慧，为什么还不放开别人的手脚，多给民间一些办学的自主性，也多给学生一些尝试才能的选项——比如借鉴德国的某些做法，这一边是较晚分科的升学序列，从高级中学到综合大学，那一边则是较早分科的序列，从普通中学到高等技术学校。

　　记：说到教育体制的多样性，我发现，眼下论辩双方都喜欢引用国外经验，比如美国不分科、法国分文、理、经济三科、日本和俄罗斯在高二分科等。这一方面当然是有益的参考，但另一方面是否也存在误区？

　　刘：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教育，也有历史渊源和路径依赖，也有特别的优势所在，和特别的为难之处，因而也会继续调适和改革，也会不断寻找那个原本就很难把握的最佳点。

　　记：目前还有一种观点，和主张延迟分科正相反，认为中学较早的文理分科不失为一种良性选择。其理由是，对在某一方面有天分的人，可以让他们把这方面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有更多时间增长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至于全面素质提高，可以是个人今后发展的事情。

　　刘：你引述的这种设计算是一种“倒金字塔”，它的不稳定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作为相当特殊的个案，一个人有可能终生自我教育，把兴趣和心智都逐渐拓宽，但那也不能作为一种理由，去搪塞教育机构的普遍责任，它毕竟要面对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字。

　　从通识、博雅到自由、解放，先要澄清，文科是什么

　　记：说到那个时代，当时被“取消”掉的，比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恰恰是如今文科中的显学。而如今称作人文学科的文史哲，当时虽然保留了下来，也难有堪称学术性的展开。由此看来，文科这个概念，人们虽然到处在随便用，但他们说的未必是一回事。

　　刘：然而在处理文理分科问题的时候，这又是最需要澄清的。

　　记：如果是刚才谈到的作为自由教育的文科呢？

　　刘：如果是这样的文科，情况正好就掉转过来了，即使毕生要从事理科研究的人，也是先来多受一些文科知识的滋润才好！那样的话，他就会存养出一种研究的心态—从怀疑的精神、大胆的联想，到道义的责任和思考的动力。

　　一旦取消文理分科，配套地更新文科概念、改进文科教学，以凸显作为未来社会基础的公民

　　记：目前意见呈现两极化：高中学生和家长赞成维持现状的多，高中教师也多数赞成维持现状，而大学教师和一些教育研究者则赞成取消分科。即当事者赞成维持现状，“旁观者”主张取消文理分科。你如何评价这种意见的分化？

　　刘：这种分化当然在意料之中，一边是从应考的现实出发，另一边则从教育的理念出发。然而正如我们开宗明义就指出的，这样一种要么简单反对、要么简单支持的立场，还是向上峰提供对策的做派。实际上，基于上面进行的分析，更实事求是也更眼光长远的回答，理应是这样的：如果此项改革预示着一整套系统工程，而接踵而来的改革还会推出，那么当然应该全力支持。这意味着，社会上主导性的文科概念将会大大改进，不仅包括更新了内容的人文学科（文学、史学、哲学），也将包括当今人类社会不可须臾稍离的社会科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这样的改革举措，必将造福于子孙后代，因为作为未来社会基础的公民文化，就将从我们的教育内容中呼之欲出！

　　记：怎么会这样呢？

　　刘：我们已经反复讲过博雅教育的意义，可知过多和过早地偏科于数理化，肯定是有其负面效应的。以前有一句俗语：“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可以把它改正成“光学数理化，走到哪里都褊狭”。然而话说回来，现行的理科知识至少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如果以此为标准进行考试，要比用现行的文科内容更能验出智商，而不是单纯的背诵功夫。也正因为这样，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一直作为大热门的理科考场，总还能甄选出智商相对较高的学生，让他们作为科学技术的后备军，投入到经济的腾飞中去，支撑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由此就必须单刀直入地挑明：如果在文理分科取消以后，还是一如既往地传授现在这样落后的文科，从教材到师资、从主旨到方法，都不能有显著的改善，那么这样的改革就等于是又把以往至少还可以部分避免那些落后文科内容的考生，逼上了死记硬背的绝路，而他们如果实在是背不下去，也就只有放弃升学和深造。这样一来，物质资源的浪费在其次，关键是很可能反而浪费了宝贵的人才资源啊！

　　记：这个问题得斟酌！

　　刘：那可不是！为此我最后要来提示一下：如果两种政策都不怎么好，那么在一般情况下，旧的不好都要好过新的不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旧的不好尽管一上来也同样不好，也造成过很多弊端和阵痛，然而历史主体却是活生生的，他们会在不断试错的经验世界里，逐渐摸清如何抑制或部分抑制它的坏处，甚至经过创造性转化和诠释，反而能悄悄地变害为利。我把这种经验主义意义上的变化，看成在社会的自然磨合过程中，不经意出现的暗自体现着群体智慧的代偿机制。而正由于这样的代偿机制，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乃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我们就必须从心里明确：只要是一刀切的有意识行为，特别是来自上方的生硬行为，往往天然就带有负面的效应，要求我们必须谨慎再谨慎！因此，如果暂时还没有看准病症，那么先让病人去施行保守疗法，至少比忙不迭地要给他开刀放血更让人放心一些。说实在的，以往由于干点事太费劲，麻烦事往往都是拒不改革造成的；而现在，改革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天然就属于政治正确，所以更多的麻烦事，反而都是由于匆忙改革和胡乱改革造成的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

　　刘东简介

　　１９７７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１９８２年起任教于浙江大学，１９８４年起任教于南京大学，１９８５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１９８９年完成研究宋代美学的学位论文，１９９０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１年起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００年起任职于北京大学。

　　刘东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