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邓小平出访美国。此行的意义非同凡响，而驾驶专机送邓小平出访的任务落到了时任机长尹淦庭身上。

　　确定航线

　　当年正是冷战时期，去美国的飞机无法从广袤的苏联国土上空飞过，因此只能向东经过日本，之后穿越太平洋才能到达美国。由于中间必须加两次油，所以最终确定的航线是北京——上海——安克雷奇——华盛顿。

　　然而，起飞之前得到报告，后面的３站天气都不好——“安克雷奇，中雪”，“华盛顿，大风”，最令人头疼的是上海，“大雾，能见度３００米”。按照当年的技术水平，机场能见度低于８００米飞机就不能降落，专机只能先在北京等待上海云开雾散。

　　两次起飞

　　大家把飞机暂时不能起飞的情况汇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把头扭向窗外，仿佛在自言自语：“天气这么冷，老同志们怎么受得了啊……”欢送的人群还没有离开，不少老同志依然站在那里。

　　最终，大家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先让飞机滑行一段，作出即将起飞的假象。欢送的人群眼看着飞机滑出停机坪，开上跑道，终于纷纷散去。而实际上，飞机在跑道上转了一圈之后，又悄悄回到了原地。

　　４０分钟之后，上海方面再次发来天气预报——大雾越来越浓。大家只好向邓小平同志报告。一贯沉着冷静的邓小平却有点着急了：“美国方面都已经安排好了，耽误了行程怎么办？”

　　尹淦庭与同事们研究对策，很快达成一致：为了争取按时到达华盛顿。飞机必须马上起飞，如果上海天气转好，按原计划降落虹桥机场，如果无法降落，就直飞东京，加油后再飞向美国。

　　按照这个飞行方案，专机“第二次”起飞了。

　　机场盲降

　　飞机经过济南上空时又收到天气预报：上海天气逐渐转好，能见度已经上升到了８００至１０００米。听到这个好消息，驾驶室里一片欢腾。谁知飞机刚进入“上海走廊”，大雾再次升腾起来。眼见雾气越来越浓，再想改道东京已经来不及了，飞机只能尝试“超标降落”。

　　地面能见度太低，飞机落地必须依靠机场的“盲降”系统，偏偏虹桥机场的系统又在这时出了故障。因为视线不清晰，飞机已经很接近地面了，负责驾驶的陆洪明才猛然发现，飞机向跑道左面偏出了足足５０米！

　　飞行员狠狠压下右操纵杆，想用最后的机会对飞机方向进行修正，不料由于惯性太大，“矫枉过正”，飞机一下子又偏到了跑道右边。再想向左修正，已经很勉强了。情急之下，所有机组人员异口同声喊出了两个字：“复飞！”飞机抬起头再次升入空中。

　　“喜欢冒险”

　　飞机一圈圈在上海上空盘旋，驾驶室里也展开了一场争论。领队徐柏龄和机长尹淦庭商量之后认为，东京机场的安保措施做得如何不得而知，临时改降那里不够稳妥；而安克雷奇预报有中雪。一旦夜航到达那里之后不能降落，还要临时再选择一个空军基地，机上没有美籍领航员领航，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事已至此，只能再次尝试降在虹桥机场。

　　第一次降落的失败或多或少影响了大家的情绪。为了稳定军心，经验丰富的徐柏龄亲自坐到了驾驶员的位置上，准备第二次降落。幸运的是，第二次降落成功了，而此时机场的能见度只有５００米。

　　事后虹桥机场的工作人员发现，第一次降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航向台上落了一只小鸟，飞机盲降仪表指示受到干扰。

　　最终到达华盛顿的时间只比预定的晚了一个半小时。如今回忆起那段往事，尹淦庭还是很感慨：“那次的天气状况，换了一般人估计就不让起飞了。之后我们都开玩笑说，邓小平同志果然是个喜欢冒险的人！” （据《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