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临汾，一座在中国的版图上并不显眼的城市，却因为极其频繁的矿难、官员腐败等事件而震惊全国。

　　２００５至２００８年，山西临汾市委书记、市长，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替着：王国正、李天太、夏振贵、刘志杰。

　　山西临汾民间广为流传的段子则有这样的一段话：“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人民说了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临汾这个地方不好管，有点乱。

　　２００８年９月８日，“襄汾溃坝”事故发生之后，临汾“一把手”的更迭也因此而“陡然停止”了。临汾市代市长罗清宇主持工作半年多以来，临汾市委书记的职位也一直空缺着。

　　２００９年４月８日，山西省临汾市召开了干部大会，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任泽民，代表山西省委宣布，任命谢海为临汾市委书记。

　　这意味着，空缺了１９９天的临汾市委书记终于尘埃落定。谢海的履新，结束了自“襄汾溃坝”事件以来，临汾市长期无市委书记的日子。

　　人们都在观望，这位临危受命的新任市委书记，是否会给积弊重重的临汾带来改变。

　　新市委书记

　　系“老煤炭”出身

　　现年５６岁的谢海，出生在山西。他１８岁就参加了工作，在大同矿务局同煤峪口矿挖煤。经过四五年的时间，他从工人干到了综采队的党支部书记，此后近３０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没有离开过煤炭业。因此，他熟悉煤炭业，是个地道的“老煤炭”。

　　１９９９年，谢海担任了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在任职期间，他积极地推进当地的煤炭资源整合。目前，该企业旗下已经成长起了年产３００万吨的三元煤矿等一大批具有竞争力的下属企业。

　　四年后，谢海出任山西省阳泉市市长、市委书记。山西阳泉，是一座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建市６０多年来累计产煤约１５亿吨。然而，产煤也给这座城市的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谢任职阳泉期间，特别注重环境治理。几年间，阳泉市委、市政府先后投资３５亿元专门进行环境治理。在他的领导下，阳泉市的二级天气由过去每年７天增加到了３４５天。阳泉市也因此而成为了山西省首个退出“污染城市黑名单”的城市。

　　谢海也因环境治理成绩显著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临汾三年内

　　更换四位领导

　　２００６年，出任临汾市委书记的王国正，恰好赶上全国首家试点的临汾市煤矿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就是让煤老板缴纳一定的资源费后，将煤矿的所有权明确为煤老板私人所有。这项改革曾被人们认为是减少煤矿安全事故的一剂良药。

　　“自己的孩子，谁都知道心疼。”改革的实施者王国正对此次改革，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他曾经表示，煤矿产权制度改革，效果明显，而且“现在煤矿安全事故，大幅度减少”。

　　然而，话音未落，当年１１月２６日，临汾市芦苇滩煤矿便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共造成２４人死亡。

　　２００７年，硬家沟煤矿、余家岭煤矿、蒲邓煤矿，也相继发生了矿难，分别造成３人、２６人、２８人死亡，死亡人数可谓“节节攀升”。

　　蒲邓煤矿矿难发生后，时任临汾市市长的李天太宣布：“今年市政府下决心，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确保年内不再出出１０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

　　然而，７个月之后，洪洞县的一声巨响，让李天太的“确保”，再次“灰飞烟灭”。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１日，李天太在几大网站公开了一封６０００多字的致全市４１５万父老乡亲的道歉信：“作为一市之长，我没有做好工作，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到十分痛心和愧疚，难辞其咎，愿意接受组织给予的任何处分。”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３日，夏振贵临危受命，担任临汾市委书记。

　　次日，刚刚到任的夏振贵在看望矿难伤员时曾经表示，山西临汾再也不要沾血的煤。他还将第一次工作调研，特意安排在临汾的煤炭、安监等部门。夏振贵之前曾在山西煤炭安全生产形势较好的晋城市担任过市长，但是，如何根治临汾矿难顽疾的难题，还是令他“彻夜难眠”。

　　然而，夏振贵到临汾工作不到一年，根治矿难的难题还未破解，“襄汾溃坝”事故就断送了他的前程。不仅如此，时任山西省省长的孟学农也因此事故引咎辞职，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临汾市长刘志杰也被免职。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１日，罗宇清出任临汾市代市长。在他上任当天的就职发言中，他仍然将“全面加强临汾的安全生产工作，尽快扭转全市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努力推进临汾的安全发展”作为自己以后工作的重点。

　　“空降”领导

　　遇到的难题

　　据考证，“虎落平阳”的典故出自临汾。“襄汾溃坝”之后，临汾市多位党政官员被停职或免职，这一官场人事变动被坊间戏称为“虎落平阳”。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临汾各种利益盘根错节，“空降”的领导很难理顺各种关系，更别提撼动地方势力。高煤价造就了众多“煤老板”，而由于利益所驱，煤老板往往寻求与地方官员结成钱与权的利益同盟。

　　苗元礼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２００１年，他出任临汾市副市长，直到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７日，他被公示为山西省省直正厅职职务拟任人选时，经人举报才被查办。

　　经有关部门调查，苗元礼在担任临汾市副市长，特别是分管煤矿工作期间，就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审批减免、缓交煤矿资源价款、整合资源、关闭和保留煤矿、批拨煤矿维简费等方式，与他人进行权钱交易。

　　仅苗元礼一案被立案调查的官员就多达１４名。昔日大骂煤老板“惟利是图”的临汾市煤炭工业局原局长杨吉春，２００８年亦因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沦为阶下囚。

　　山西省纪委副书记张晓亚称，苗元礼一案，暴露了山西省部分领导干部利用煤焦领域体制、监管上的薄弱环节，收黑钱、干黑事、谋黑利，官煤勾结，这是导致煤焦领域重大腐败案件易发多发、重大生产责任事故频发的原因。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日，在临汾市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就明确指出，“煤炭安全事故频发，官煤勾结、权钱交易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煤都临汾的

　　煤炭之痛

　　长期以来，临汾的经济完全依赖于煤，但也因为煤而屡屡受到媒体的抨击。矿难频发，除了矿主利欲熏心、草菅人命外，各级官员和安全监管人员责任不落实、管理不到位，也是重要因素。当然，除安全监管不到位外，临汾的小煤窑设备简陋也是造成矿难频发的一个原因。在临汾，坊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出矿难不是新闻，不出矿难才是新闻。

　　有煤都之称的山西，数十年来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矿难，催生了山西一次次矿改。山西省历任领导对安全生产的重视，也是一任更胜一任，但他们的努力最终还是被一次次的矿难否定。

　　之前在与矿难的“赛跑”中，临汾的一些领导常常落后一步。有据可查的资料表明，煤矿发展之初，在资本上的先天性不足，导致从生产规模到管理，在其后数十年中屡屡发难。

　　官员走马灯似的轮换，并不是正常工作调动，而是因重大责任事故问责被撤。当地分析人士称，平心而论，几乎这些事情都是长年积累的顽疾，恐怕他们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被免职。

　　这些年，听到过太多关于“官难当”的感叹。尽管说，这些感叹之中也包含着太多矫情与推脱，不过，如果把这样的感叹与“临汾”这个地点联系起来，多多少少又会获得一定的民意直观认同。毕竟，山西３年就换了４任省长，而临汾３年竟然也换了４任市长。 

　　到底是派到这里的官员本身就不是“德才兼备”呢，还是这里的地方势力太过强大无从撼动呢？很显然，过度夸大官员个体力量以及地方势力的强弱，来强调相关官场博弈艰难，并不符合现代民主与法治的价值本义。之前的“官难当”，说到底，在于民主与法治在这里出现了失灵。

　　（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