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淮安，一座久负盛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古时曾因京杭大运河而富甲一方、繁华一时，建国后，因开国总理周恩来诞生于此而名扬天下。
周秉德的父亲周恩寿是周恩来的三弟。解放前，在天津以做生意为名，做党的外围工作，主要是为解放区提供药品等珍贵物资。周恩寿有６个孩子，家境困难。１９４９年底，周秉德姐弟３人便住进了伯父周恩来的家。那一年，她１２岁，一直到１９６４年结婚成家，她才搬出了中南海（以下以第一人称叙述）。
初次见到伯父 因为新衣服挨批
１９４９年６月，周恩来伯伯把我从天津接到他当时的住处北京丰泽园。我仍然记得第一次见到伯伯时的情景。
当时，我１２岁，马上就要见到伯伯了，既高兴，又紧张。我知道伯伯官挺大，不能太随意任性。伯伯见到我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说：“让伯伯看看像妈妈，还是像爸爸。嗯，都有些像。”然后，伯伯又说告诉我：“我工作忙，你的生活以后就由卫士长叔叔照顾和安排。”他还叮嘱我：“旁边就是毛主席的住处，主席非常忙，夜里办公，白天休息，不要吵闹打扰他休息。”
我从天津来的时候，只带了两条裙子，比较单薄，也没有替换的衣裤。卫士长叔叔知道后，就骑车带着我到王府井做了两身衣服。
过了一段时间，伯伯看到我穿了一身蓝色新衣裤，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卫士长叔叔给我买的。过了几天，蓝色衣裤拿去洗了，我就换上了那套黄色的衣裤。这次又让伯父看到了，严肃的问我：“怎么又买了一身衣服。”我说，上次叔叔给我买了两身。伯父听后，很严厉地说“浪费！”因为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实行的是供给制，干部及家属的衣物都由公家统一发放。我这两身衣裤都是公家支出的费用。伯伯说，他不是吝惜给我买裤子的钱，钱是国家的钱，不能浪费乱花，国家的每一分钱都要用到广大百姓身上。
一件睡衣几十个补丁
我们全家来到北京以后，我的父亲周恩寿找到伯伯请他帮忙安排工作。伯伯说，你的工作要由组织安排。后来我父亲在组织的安排下，上了半年培训班，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钢铁工业局(冶金部的前身)。知道此事后，周恩来专门找到单位的领导，说因为他是我亲弟弟，你给他职位要低，工资要少。最后单位安排我父亲做了一名普通科员。
在建国初期，房屋都是根据职位的高低而决定大小的，我父亲的职位低，我们家房子就很小。当时我们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两间平房，大约２０多平米，根本没有办法住下我们６个姐弟。记得当时，屋子小，不通风，弟弟满头满身长了痱子，又痒又痛哭个不停。为了让我们生活的好一些，伯父把我们３个已经上了学的大孩子接到他那去住。
伯伯非常简朴。他在世的时候，我总看见他忙工作，看不见他休闲的状态。他去世后，我跟伯母说我要他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伯母把他非常破旧的睡衣拿来，我一看睡衣上面补了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内疚。他对别人太宽厚了。从家庭来讲是这样的，对国家大事更是这样。
伯父曾经发脾气 教育我做普通劳动者
伯伯非常爱我们，他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伯伯对我曾经发过一次脾气。大概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清早，我坐在院里的藤椅上看书。忽然伯伯走出来，严厉地批评我：“警卫员叔叔一早就在打扫院子，你怎么能一个人坐在这里什么活都不干。”一时间，羞得我满脸通红。
那时我们上学，每周六回家一次。看到很多同学的父母用公务车接送他们上下课，时间久了，我就忍不住向伯母提出“能不能和别人一样，有车接送我们上下课”。伯母说，车是有，但是这是伯父工作用的。上学你们就是普通学生，工作了，就是普通劳动者。这一点你们和大家一样平等。
认定马克思主义 寻求志同道合的伴侣
伯伯会和我讲他和伯母的恋爱故事，他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我，爱情婚姻最重要的是志同道合，人生目标要一致，性格合得来，其他都不是重要的。
伯伯曾和我讲：“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听后，我非常惊讶。
我伯母笑着说：“五四运动那会儿，我１５岁，根本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的事。你伯伯比我大６岁，他立志振兴中华，献身救国事业，而且抱定独身主义。后来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与觉悟社的郭隆真和张若茗同行，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茗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伯伯接着说：“开始我们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为参加社会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的几次跟踪和盘问。她自己感到十分委屈和不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她最后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党组织，专心读书，以期学成后回国效力。然而，我认定的是马克思主义，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要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身伴侣，也理所当然是志同道合的，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茗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
伯伯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不惜牺牲生命的坚定信念深深地打动了我。
（摘自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