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 王启峰 文／图

　　８月１９日，广州番禺区一镇纪委书记醉驾被查，称自己喝酒驾车是因为“工作需要”，“也是没有办法”。（８月２１日《广州日报》）

　　醉酒驾驶不罕见，官员醉酒驾驶也非个例，可这位纪委书记的一番“高论”，实在“雷”人。纪委书记作为管党纪的干部，无视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公款吃喝的禁令，本身就不对，而且还醉酒驾车，顶风违法乱纪，更是错上加错；有错不愿接受交警处理，还四处打电话求情，一错再错。这样的纪委书记，难免让人不放心。

　　许多人对“喝酒是工作需要”颇有微词，但其实是句大实话。纵观当下，哪个单位、哪位领导没公款吃喝过？每年全国数千亿元的公款吃喝费用，从侧面印证了我国吃喝风之炽。

　　如果说早期的公款吃喝，纯粹为了喝点好酒、吃顿好菜、打打牙祭，今天，吃喝已成为吃喝者的一种负担——逢场作戏浪费个人时间，逢饮必醉伤自己身体。这位纪委书记的“无辜说”未必全真，但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许多官员的心声。

　　既然中央一再下令禁止公款大吃大喝，为什么公款吃喝仍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值得深思。窃以为，除了有法不依，有纪不行的通病之外，恐怕也与中国式的议事法则、办事方式、沟通渠道有关——不论公事私事、大事小事，都在酒桌上商量、解决，所谓“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所以喝酒成为官员的“工作需要”就不足为奇了。

　　禁公款吃喝，除在相关法纪上下功夫，也要确立规范、透明的议事法则和办事流程，减少私下沟通、运作的空间。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办公室快捷办妥，又何必公款宴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