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２年春，人民日报社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向高层发展，报社举行干部会议，一些干部纷纷对范长江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意见和批评，其中包括对培养“社会活动家”的看法。有一条意见是批评范长江将母亲接到北京来生活，是要母亲逃避“土改”。

　　提出意见的人以部门负责干部居多，语言激烈。他们大多在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影响也比较大。这些信息都向胡乔木报告了，胡乔木看到意见很多，也很尖锐，就派黎澍到人民日报社调查，要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黎澍到报社找了一些人调查，把各种意见归纳起来，认为主要是关于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后来黎澍向大家作了一个说明，特意指出，对范长江的历史中央是清楚的。他工作方式方法上的问题，有些问题大家提的有道理，就要改进；有些问题是提醒他注意。关于他接母亲到北京来生活的事，中央是知道的，那就不是问题。

　　黎澍把情况向胡乔木作了汇报。根据上级的意见，范长江在人民日报社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既然大家有那么多意见，矛盾那么尖锐，而且挑明了，那么就让范长江在编委会上作检查。

　　在编委会议上，从人民大学回来的范长江作了两次检查，总编辑邓拓也在会议上向他提出了意见。胡乔木等发现许多意见还很尖锐，一时之间难以调和，于是决定将范长江调走，换一个工作岗位。至于做什么结论的事情，后来不了了之。

　　１９５２年６月，范长江调离人民日报社，也从此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从这点上来说，不能说不是范长江的一个悲剧。  

　　《人民日报》创刊４０周年的时候，范长江的同事、老部下何燕凌写了一篇文章纪念范长江，谈到了范长江离去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急切盼望‘大转变’早日彻底实现，也许是由于他性格中本来就有些粗暴和锋芒毕露的因素，也许还由于同志之间因经历不同而有某种误解，他对人的批评有些过于尖刻，伤害过一些好同志。而当年在报社‘三反’运动中，大家在气头上对他的批评也不尽公平。这些都已是历史的陈迹，而且在长幅的画卷上只不过是微微几道擦痕，曾经身历其境的同志早都可以释然于怀了吧。” 

　　随着时光渐行渐远，人们纪念范长江时，当年曾激烈地提出过意见的老记者陆灏对朋友感叹：“当年长江对老同志有些过分，而我们这些老同志对长江也有些过分了。”这当属肺腑之言。（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