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周一，四川省教育厅正式出台了关于贯彻《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办学行为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意见》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在成都“整治奥数”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之后，四川省又摆出了对“奥数”及类似竞赛的态度。
而在北京，铭铭的妈妈告诉记者，她还是给刚上二年级的铭铭报了培训班，每周末4节课，语文和数学都补，其中就包括“奥数”的内容。
“考虑竞争的原因，别人都在学，都往前跨了一步，自己不学，就落后了一步。全班40多个同学，大部分都报了。数学老师也推荐。”说这话时，她颇有些无奈。
尽管对“奥数”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还是有家长担心，“封杀奥数”会阻断孩子升入名校的道路。
消息人士透露，一个出版社一年能卖1000多万元的奥数培训教材。
庞大的奥数经济的背后，是庞大的择校市场。在《义务教育法》关于“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的愿景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即使不通过奥数，还是能通过交“择校费”、找关系、递条子、迁户口等方式，让孩子进入所谓的“名校”、“重点校”学习。
自1993年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推行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改革措施以来，在择校问题上，学生的分数竞争被家长的社会关系及权钱竞争取代，已是一大社会景观。如此背景之下，四川省教育厅的“意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规范办学行为，深入推进素质教育”，仍有待观察。
10余年“择校”风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稳步推进小学毕业生就近入学”；同年3月24日，国家教委发出《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规定“在基本普及初级中等教育的地方，学生读完小学后就近升入初中一年级学习，不另举行初中招生考试”。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各地陆续取消了“小升初”统考，用就近入学、“电脑派位”等方式安排小学毕业生进入初中学习。随之而来的，是利用“权、势、钱”和变相考试来“择校”的现象。
1994年，《瞭望》新闻周刊发表评论指出，小学升初中“几乎成为全社会成员特别是毕业生家长之间实力的较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记者说：“取消小升初统考，实行就近入学，方向是对的，但前提是公办学校之间的差别不大。实际上，一个地区的小学和小学、中学和中学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教育资源不通过分数、考试配置，就会通过权势、金钱配置。”
“1997年之前，北京‘小升初’报志愿，想考上报的重点学校，统考要196分以上，小学生负担很重，天天做‘片子’。”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教育资源不均衡是主要原因。重点学校重点扶持，好学校资源多得用不了，而普通学校资源就相对匮乏。”
王晋堂说：“1997年北京结束了小升初统考，但学校还要挑生源，奥数就火爆起来了。”
即使《义务教育法》已经明确提出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教育资源不均衡这一现实，仍使得家长们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往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送。
1993年国家教委作出取消“小升初”阶段的统考、实施免试就近入学的决定，引来激烈批评：“这一美好愿望的前提是学校之间没有差距，做不到这点，升学选拔就不可避免”，类似的批评持续至今。
取消不掉的“重点”
“2006年的《义务教育法》是一部里程碑式的法律，终结了重点校体制。”王晋堂说。
但在现实中，从1978年后逐步恢复和举办的重点学校，在法律意义上走向终结之后，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着。
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对记者说，“重点学校的形成是在某一点上牺牲大部分学校的利益发展起来的，如果是权宜之计，百姓可以理解。根据邓小平1977年提出的设想，重点学校发展起来后，应该形成‘种子’，带动其他学校发展。”
在程方平看来，阻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因素包括强势方、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改，“首先是利益群体的存在，对全社会的优质教育资源形成特权或优先权”。
“对于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来说，择校也是一种权力。递条子的过程就是权力实现的过程。”熊丙奇说，“权势交易使学生一开始就面临着教育公平的问题。贫困家庭的孩子可能感觉自己是受歧视的，他们一方面憎恨特权，另一方面他们求学的目标就是追求特权，这与教育的目标相背离，公民教育、责任教育无法推进。”
王晋堂则在一次电视节目中道出了人们的期待：“当有人提到最好恢复1997年以前(“小升初”)统考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说明大家被奥数折磨得苦不堪言了。1997年以前，那种统考对学生也是一种很沉痛的痛苦。我希望今后不是以一种痛苦取代另一种痛苦，而是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平台上，用快乐把这些痛苦都赶下历史舞台。”
（于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