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1991年的《太康县志》便可知道，这里的社会教育兴起较早。1919年，太康就在城乡设置“揭报处”（阅报栏），由设于县城东大街（常平仓院）的通俗教育讲演所负责管理。不过，若想明晰旧时太康县公共图书馆的缘起和流变，还得细细地梳理已经觅得的零星史料。

　　有一份1934年的《视察太康教育总报告》，内称：“民国十六年（1927年），有社会教育讲演之设。第一第二图书馆，亦相继成立。”

　　对照其他旧时文献，可以获知：这里的“第一图书馆”原名“中山图书馆”，于1927年成立；“第二图书馆”原为“平民图书馆”，于1928年创设。其间，太康县政府遵奉河南省政府的饬令，又将城隍庙旧址改为中山公园。自1928年夏斥资动工，至1929年春修葺完成，内有亭台阁榭、花圃林园、纪念碑、烈士祠、游艺室、陈列室、礼堂及体育场，还专门辟有阅览室和图书馆。

　　1929年下半年或1930年初，省督学祁晋卿前来视察，对太康县的这两所图书馆都有清楚的记录。

　　关于“中山图书馆”，祁晋卿写道：“以文昌宫改建，馆址敷用，布置亦颇整洁”，“现有新旧书籍二百四十余种，旧籍多残缺不全，新籍亦不敷用”，“订有万有文库一部，尚未运到”；“主任李昌龄尚属勤于职务，每日到馆阅览人数，亦不甚少”。从字面意思推断，这所图书馆馆舍比较宽敞（共22间），管理者很努力，读者也多。唯独藏书较少，但已经订购了一部适于民众阅读的大型丛书——《万有文库》。

　　关于“平民图书馆”，祁晋卿记道：“设于老冢集”，“地当要冲”，“居近学校”，藏书“以宣传品及各种小册子之类居多”，“每日前往阅览者尚不乏人”。他提议，“应陆续添购新籍，以增阅者兴趣”。意思也很明朗，所处的位置不错，也会受读者欢迎，只是新书不多。

　　省督学视察之后，这两所图书馆是否增加了藏书，情况不详。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在1931年，“设于老冢集”的“平民图书馆”已经正式改名为“第二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已经改制为民众教育馆的图书部，对外则称为：“第一图书馆”。像这样一个机关两个称谓（或者几个称谓）的做法，颇能忽悠上峰。1931年10月至1932年1月，省教育厅组织全省范围的视察，太康县竟受到“社会教育机关设立较多”的夸赞。

　　这类虚夸也反映在1931年的河南全省县级图书馆情况汇总表上，太康县的名下就赫然记有两所图书馆，经费栏内只有180元。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此经费数额，维系一所图书馆都勉为其难。1932年的一份《太康县教育视察报告》就披露，“第二图书馆”的年经费就是180元，“第一图书馆”的经费已经归入民众教育馆，而不再单列。

　　1931年，太康县民众教育馆的经费为1960元，1932年增至2480元，首任馆长杨承桐。起初设总务、图书、出版、游艺、展览五部，后又增设推广、讲演二部。1932年，图书部有“图书杂志共七百一十七种”，“新闻纸大小共十三种”，“最近出版之新书，亦有采购”，还有一部分儿童读物，“颇便阅览”，“每日到馆阅读者及各部参观人数，平均约六十人”。至1934年，图书部管理员除“管理图书登记”还“隔三日写壁报二十张，粘贴通衢，使民众得悉国内外重要消息”。后来，民众教育馆还配置了人力巡回文库车，“带各种通俗读物和挂图，每月下乡一次”。

　　1991年出版的《太康县志》记有1931年建立民众教育馆的条目，说“地址在原文昌阁”，但没有陈述这里曾为“中山图书馆”馆址。还是1934年的《视察太康县教育总报告》讲得明白：“民国二十年（1931年）,民众教育馆由‘中山图书馆’改建而成。”

　　至于由“平民图书馆”易名的“第二图书馆”，1932年的情况是：“馆址在老冢集”，“阅览室三间”，“内置桌凳尚称清洁”，“图书报章，均系陈旧”；1934年的情形是“馆址设在四权村”，“计有书籍八十七种，二百三十九册”，“每日阅览人数二十余人。”为此，省督学提议应“每年划定经费，专为发展该馆事业之用”，“订报纸杂志及儿童读物，以广阅览”，同时也提出“各区图书馆、儿童图书馆，亦宜按照地方情形，酌量筹设”。

　　1932年前后，太康县还设有24处“民众阅报处”。县城2处（分别附设于民众教育馆和讲演所），区镇22处，“均为揭示贴牌”。

　　1938年6月6日，太康沦陷。在日伪统治时期，县城和区镇曾建有8处新民阅书报处。1945年9月，国民党县政府恢复民众教育馆。一年后，县城二次解放时告终。

　　初步推论：新中国成立前，太康县依次设立“中山图书馆”和“平民图书馆”。前者在县城，后改为民众教育馆；后者在城郊，存在时间较长。

　　(川汇区图书馆  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