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胜利

　　12月16日《重庆晚报》报道，重庆市渝中区某局建房办主任徐鸣，利用负责本单位建设项目的机会，15次收受承包商或供货商“好处费”多达266万元。15 日，他因涉嫌受贿罪而出庭受审。据报道，徐鸣是一个才子，上世纪90年代经常撰写并在报上发表反腐倡廉的杂文，其中两篇优秀杂文还与其他作者的文章一起结集出版。

　　当徐鸣在法庭认罪时，再看他以前写的反腐文章，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徐鸣曾写下不少激浊扬清的文字，其中一篇杂文《“雅皮士”感觉》：“细细观之，你不难发现，真正进大酒楼、夜总会、买别墅、玩高尔夫的工薪族少得可怜。除少数发了财的个体户外，就是那些靠公款给撑着的隐性大款……”徐鸣当年写这些话时，肯定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在多年后为了寻求另一种豪华感觉，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贪官在被揪出来之前，往往还负有教育群众的责任。君不见，那些被查处的贪官，其尚在台上时，阐述起贪污腐化对于社会的损害来，哪个不是滔滔不绝、一套一套的长篇宏论？这些宏论也未见得能够约束住那一双伸向不当利益的手，他们该伸手时照样毫不手软。一些贪官在忏悔录上总喜欢说，我不知拿别人的钱是受贿啊，我不知收礼是犯罪啊，我不知道法律不许贪污啊，甚至还有说，都怪我参加反腐倡廉教育活动学习不认真。但这些都不过是口是心非的谎言，是骗子的最后公开欺世。其实贪官比所有的人都更清楚以思想教育为手段反腐败不过是只印度白象，好看而无用。就算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人人达到徐鸣的程度，能够写出漂亮的反腐文章并在媒体上发表，仍然止不住他们腐败。

　　贪官未必有贪婪的基因，而是都有一个堕落的过程，这方面古今一理。一是环境腐蚀力难以抗拒，二是缺乏有效防范官员堕落的体制和机制。人读圣贤书时学的是仁义道德，可进官场后接受社会再教育往往却学会了一肚子的男盗女娼。而后者显然更具有现实的坚硬性和诱惑性，足以颠覆前者所造成的影响。在这样一个自甘堕落的过程中，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又不能提供一种有效的自我修复和外在制约的机制，而是任由权力诱发的贪婪欲望四处洋溢。于是，所有的官员堕落都按照同样的轨迹头也不回地跌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