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消息  昨天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颁发了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为谷超豪、孙家栋两位院士。

　　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获奖者必须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获奖者的奖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是我国科技界的一大盛事，更是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一次检阅，各大奖项的归属，也成为科技界甚至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过去十年中，体现原始创新能力的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空缺了七次，其中包括去年和前年都没有人获得，今年此项奖励终于名花有主，获奖项目为“《中国植物志》的编研”，此外“湍流热对流的实验研究”等27项成果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而“绕月探测工程”等3项成果则被授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有7位外籍专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国家最高科技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已有16位科学家荣膺这一奖项，他们是吴文俊、袁隆平、王选、黄昆、金怡濂、刘东生、王永志、吴孟超、叶笃正、李振声、闵恩泽、吴征镒、王忠诚、徐光宪、谷超豪、孙家栋。（蔡文清）

　　数学家作出航天贡献

　　2009年10月20日，“谷超豪星”命名仪式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国际行星命名委员会将紫金山天文台于2007年9月11日发现的、编号为171448的小行星命名为“谷超豪星”，并演示了“谷超豪星”太空运行情况。

　　中国科学院院士、8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谷超豪在命名仪式上表示，命名是一次极大鼓励，自己在数学研究上只是取得了“一点点建树”，“抚今追昔，我从事数学研究活动已60余年，我一贯认为数学研究要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要不断创新和不断提高，并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

　　14岁少年加入地下党

　　1938年，日军轰炸温州，谷超豪随所读学校师生逃难到青田。家园被毁，同胞惨死，让少年谷超豪深切地体会到屈辱和愤慨。在学校礼堂里，谷超豪看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

　　谷超豪认为，像孙中山那样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为国家的兴亡承担责任，自然是“大事”；用自然科学改造世界，也是“大事”。从此，当科学家、做革命者，两种身份同一种使命，成了谷超豪人生历程中相互交叉的两条线。在哥哥的影响下，他阅读进步书籍、加入学校的进步组织、写文章、贴标语，积极为抗日宣传做后勤工作。1940年，年仅14岁的谷超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就不想数学，在钻研数学的时候也不想地下工作。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能有精力平衡好两者。”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形，谷超豪感慨万千。 

　　活跃在数学最前沿领域

　　1957年，他被公派到苏联进修。他有意识地学习了与高速飞行器密切相关的空气动力学。1959年7月，谷超豪综合多项成果，完成了题为《李-嘉当变换拟群的通性及其对微分几何的应用》的学位论文，被认为是继大数学家艾里·嘉当之后，第一个在无限变换拟群理论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的人，获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随后他便由微分几何转入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这一国内数学的薄弱领域。

　　放弃已有成绩，归零后重新出发，谷超豪作出了影响自己一生的重大抉择。1959年，谷超豪回到国内，即以机翼的超音速挠流问题为突破口，组织队伍进行科学攻关。

　　上世纪60年代，谷超豪在流体力学中的偏微分方程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混合型偏微分方程方面，尤其是多元混合型方程的边值问题中也取得了重要突破。1974年，复旦大学组成了以谷超豪领衔的科研组，和杨振宁合作，进行规范场理论方面的研究。他们在国际上最早证明了杨-米尔斯方程的初始问题的局部解的存在性，弄清了无源规范场和爱因斯坦引力论的某些联系和区别，取得丰富的成果。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谷超豪在当前数学最前沿领域，特别是数学的交叉研究和边缘化上，获得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成果，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为我国尖端技术，特别是航天工程的基础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嫦娥工程”总设计师

　　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资深航天专家孙家栋昨天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巨头之一，孙家栋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他的传奇人生与中国航天发展中的多个“第一”密切相连。 

　　1989年，孙家栋担任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谈判代表团团长，参加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协议谈判。1988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2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96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3年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04秒，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成功发射。中国深空探测的新里程由此开启。

　　绕月工程“三驾马车”

　　在我国绕月探测工程指挥体系中，孙家栋、栾恩杰、欧阳自远三人被誉为“黄金组合”，真正的“三驾马车”。2004年2月25日，当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通过《绕月探测工程研制总要求》时，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即被任命为工程总指挥，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运载火箭和卫星技术专家孙家栋为总设计师，聘任欧阳自远为月球科学应用首席科学家，同时给工程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嫦娥工程”。欧阳自远认为，“嫦娥工程”能够顺利实施，孙家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卫星之父”

　　1958年4月，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动世界。毛泽东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令，在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的建议下，由中科院牵头启动了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正当研制工作进入到关键时刻，“文革”发生了，卫星研发队伍被冲散，研制工作彻底停顿下来。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顺利进行，1967年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亲自点将，让孙家栋重组卫星研究队伍，此时孙家栋已是五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和9年前回国时一样，他再一次放弃了自己已经熟悉并建树颇丰的导弹领域，担起卫星研制的重任。这一年他37岁。

　　从1967年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开始，孙家栋又先后担任了我国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他还是我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地球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设计师。在我国自主研制发射的100个航天飞行器中，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颗，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

　　孙家栋80岁之际，病中的钱学森亲笔致信祝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