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凌晨，云南省临沧市旗山花园小区，临沧市电台台长张晓宇以及妻子温秀萍，准备用一罐煤气毒死他们的儿子张黎。15分钟以后，他们的企图被儿子发现，最终，“毒死”变成了“打死”——交警张黎死在自家的客房内，脑浆四溅。

　　一个家庭破碎了，导致这个家庭灭亡的，正是这个家的男女主人。面对警方的讯问，他们弑子的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已经无法再隐瞒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事实”。

　　父母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嫌疑人被当场抓获，凶手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杀人动机也似乎简单明了。然而，在简单案情的背后，却是人们沉重的心情，所有人都想知道，他们为何会杀死自己的儿子？他们又为何会如此狠心？关于这起惨案的猜测与争论，远未停止。

　　药片

　　去年12月16日晚上，张黎吃下去的那片“舒必利”，应该是最后一片。

　　按照张黎的主治医生、临沧市精神病院吴家兵副院长的推测，如果按照正常剂量，张黎的药正是应该在这个晚上完全吃完。“按他们家半年前过来拿的那次药品总量计算。张黎的药应该刚好能吃到16号。”

　　“舒必利”是一种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常用药物，其主要作用，就是稳定病人的情绪。作为一个有着十几年病史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张黎几乎每天都要靠这种白色的，比米粒稍大的药片来维持正常生活。

　　“以张黎的病情看，超过一星期不吃这种药，那发病的几率几乎就是100%！”吴家兵副院长说，像张黎这样的病人，如果发病，轻则产生幻听、幻视、幻想，严重的，甚至打人、杀人。

　　正因为对张黎的病情非常了解，每次在估摸着张黎的药快吃完时，吴家兵副院长都会留意张黎的父母是否来为他领新的药物，然而，这一次，直到一星期之后的12月25日，他也没有见到张黎的父母来医院为儿子领药。”

　　其实，温秀萍并不是没有留意儿子的药品存量，在警方的一份问讯笔录上，温秀萍说，就在12月14日左右，她还问过张黎“药还剩下多少”，张黎回答“还够吃两个星期”。

　　到现在为止，依然没人知道，为什么张黎会隐瞒“药已吃完”的事实。

　　争吵

　　旗山花园小区位于临沧市的西北角，整个小区的房子黄白相间，非常漂亮。当地人说，这里的房子在临沧属于高档住宅，如果没有经济实力，是根本买不起的。

　　据小区物业管理处工作人员董雨兰介绍，张晓宇买的是小区里54号楼二单元的五六楼跃层，总面积193平方米，在小区里，这算是比较大的房子。这栋楼位于小区的外围，正好临街，楼下是一排商铺。

　　12月23日傍晚时分，正在张晓宇家楼下阿明超市里忙碌的吴加林，清晰地听到了楼上传来的吵闹声。

　　吴加林说，这并不是张晓宇家第一次争吵，“他们家隔三差五总会吵架，好像总没有消停的时候”，因此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大家听到了，转眼就过去了。然而这一次的争吵，却并不是“吵吵就完了”，在天擦黑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吴加林不得不上去看一下的事情。

　　“他们吵了有两三个小时，大多数是张台长在骂人，后来就听见张黎的声音大了起来。我们就跑出去看，发现张黎正从他们家窗户往外丢东西，还大声说要杀人……”

　　由于张晓宇家正好在超市的正上方，害怕张黎扔下来的东西砸到店里的客人，吴加林找到了门口的保安杨林，二人准备一起上去看看，“如果能劝的话就劝一下”。

　　在楼上，敲开张晓宇家的大门以后，二人看到对方家里已经是一片狼籍，“碗碟砸得一地都是，还有行李堆在客厅里，看上去像是临时从房间里搬出来的”，二人听了一会儿他们争吵的内容，均与张黎的上海之行有关。

　　“张黎好像想去上海玩，张晓宇就是不准，双方就一直吵，温秀萍夹在中间，不知道该劝谁！”

　　后来，这种争吵一直持续到出事前一天。

　　“他有精神病，我们怎么可能让他一个人跑那么远。可他不理解我们，从23号我们就吵架，都是吵这个问题！”在警方的问讯笔录上，张晓宇对这次争吵也有解释。

　　爆发

　　在众多邻居、同事与同学的印象中，张黎并没有“突出的精神病症状”，只是其偶尔的穿戴和行为有些怪异，然而大多数时候，人们也只是将这些怪异，当做是一个年轻人的“潮”。

　　可是，现在再回想起来，邻居杨正富却觉得，张黎确实有些“怪怪的”。

　　“他平时穿戴比较奇怪，经常会穿两三件衬衫出门，一件套一件，大热天也是这样。”回忆起张黎，邻居杨正富说他没有太多的印象，只是觉得这个小孩“非常有礼貌，话也很少，感觉比较内向，和一般的年轻人没多少差别”，而张黎还经常“下身穿个大裤衩，上面穿件厚棉衣，头上再戴一顶军棉帽”从他们家门口路过。

　　对于侄子的病情，张晓春也给予了证明。他说，只要每天按时吃药，张黎是基本不会发病的。可一旦不吃药，就会“随便骂人、讲胡话，有时候还打人”。

　　或许正是由于自己私自隐瞒“药物吃完”的事实，12月28日，已经近一星期没有服药的张黎，他的反常终于开始“爆发”。

　　当天上午，张黎所在的临沧市交警支队宣传科，例行的会议正在举行。科长陈勇正在安排这一星期的工作，并对上星期的工作做了总结。然而就在会议的尾声，张黎却突然站了起来。

　　“我们围成一圈开会，他坐在沙发最角落里。当时会都快开完了，大家都在认真看手上发的一份文件，他忽然站起来，没有丝毫征兆，然后指着领导骂了起来，起码有半分钟，我们都惊呆了！”回忆起当天的情形，临沧市交警支队的同事说，他们都没有想到张黎会突然站起来骂人，尽管当时几乎没人听清楚他在说什么，然而，他最后那句“我要干掉你”，还是让大家吓了一跳。

　　谈话

　　或许，正是由于12月28日的那次爆发，张黎的一些更多的反常，才被大家注意到。

　　2007年，23岁的张黎从云南民族大学毕业，临沧市交警支队正在招录警察，张黎参加公务员考试，以总分第三、面试第一的优异成绩成为一名交警。当年年底，张黎和同批考入交警队的新警察一起，被分配到基层永德县交警部门锻炼。

　　2009年7月前，得知张黎等人将被支队重新分配的消息，张晓宇立即带着一本集有张黎学生时代在各个媒体和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本子到临沧市交警支队，在极力推荐儿子的同时，他不忘告诉支队领导他的儿子是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优秀学生。在考虑到让民警发挥专业特长的前提下，张黎被分配到了支队宣传科。

　　“在宣传科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张黎并没有像他父亲所说的那样发挥了太多的宣传才能，交给他的几项任务一直没有完成。”临沧市交警支队王副支队长说。考虑到张黎是刚从基层回来的民警，而且人也年轻，所以宣传科的领导并没有对他进行严厉批评，更没有给他太大的压力。

　　2009年年末，领导发现张黎上班有些异常，“居然穿着制服、戴着口罩上班。”王副支队长出面对张黎的警容进行指正，张黎说：“我最近得了肺结核，怕传染给大家。”在宣传科的半年多时间里，张黎经常说自己连续几天不睡觉，这不禁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考虑到张黎平时的反常，以及12月28日的爆发，2009年12月29日，临沧市交警支队王副支队长提前下班，并在张晓宇的办公室，向其说明了张黎的反常，并建议张晓宇“有空带儿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张黎的行为“越来越不像个正常人”。

　　预谋

　　对于那次谈话，王副支队长清晰地记得，张晓宇一直解释：“孩子小，你们多担待。”“（当时）张晓宇没有说过孩子半句坏话。”他说。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次谈话之后，张晓宇却悄悄在心中，将“杀掉儿子”提到了议事日程。

　　1月3日清晨，张晓宇一夜未眠，在起床后他跟妻子温秀萍第一次提到“一了百了”，他建议“杀掉他算了”。这个“他”，正是他们的亲生儿子张黎。

　　在提及这个想法之后，张晓宇甚至还与妻子一起，到市中心的某煤气店，买了一整罐煤气，以及一根煤气管——他们准备在当晚，就在儿子睡着后，用煤气毒死张黎。

　　很意外的是，当晚，张黎却没有回家睡觉——自从12月23日因为去上海的事情发生争吵之后，张黎就再也没有回家睡过觉，也很少回来吃饭，而其偶尔白天回家，也都会因为“上海事件”继续跟父母争吵，“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些什么”。

　　也正是因为张黎当晚没有回家，张晓宇的妻子温秀萍开始打退堂鼓，她甚至一再要求丈夫“算了”。

　　然而，对于此时的张晓宇来说，杀掉儿子，已是必然。

　　一份调查文件记录：“早在10年前儿子就患上了精神病，我们都是在社会上有脸面的人，一直觉得瞒不住儿子病情的话，自己脸面上会过不去……10年前就想杀他了，但是一直不忍心。现在病情瞒不住了，不杀也不行了……与其儿子以后犯病打死人，不如我们亲手结束儿子的性命，因为反正都已经决定要杀了他……”

　　弑子

　　抱着“必须把儿子杀死”的心理，在与妻子几次交谈之后，1月4日中午，温秀萍的“思想工作”终于被张晓宇做通。晚上，二人决定再次实施杀人计划。

　　1月4日，他们打电话给张黎，说回来商量一下张黎以后去上海玩的事情，然后提前睡下，待张黎回家后，发现父母已经睡觉，而自己平时在6楼的卧室已经被锁住，于是只好搬到楼下的客房过夜。

　　那一夜，张晓宇夫妻其实都没有睡着。在半夜3时，他们悄悄起来先拧开厨房的液化气开关，后又反锁上门窗，准备实施他们的杀人计划。

　　而此时，屋内的张黎正因为精神病发作而难以入睡。

　　在听到屋外的响动之后，张黎开始用手机报警，并称“有人要害我，你们快点来”，但并未说明是谁要杀害他。

　　一直站在门外的张晓宇夫妇，当时在门外听到了儿子的报警，此时温秀萍曾有些心软，说“还是算了吧”，但此时的张晓宇一心要解决“问题”，几经劝导，他们最终决定用棍棒将儿子敲死。

　　“张晓宇跑到楼上阳台将门脚那根平时晒腊肉的木棍拿下来等在门口，张黎出来后，就对准死者头部使劲敲，刚开始没敲死，死者逃脱后，又在后面追打，最终将张黎打死……”为了隐瞒真相，在儿子没有了呼吸后，二人试图将儿子的尸体抛出窗外，但由于儿子太重，试了试，最终还是放弃“抛尸”。一份文件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张晓春说，他一直想不通张晓宇夫妇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到现在，他把弟弟的行为理解为精神错乱。他认为在出事之前，弟弟的精神也有了问题。“他太好面子，太压抑了，他一定也是精神有问题，要不然怎么会亲手把自己最疼的儿子给害了？”

　　他说，他将为自己的哥哥张晓宇提请相关部门做精神鉴定。“他当时一定是无法控制自己的，他一定是精神错乱了！”

　　“比精神病更恐怖的是歧视”

　　这是一个有关“救赎”的故事。

　　父亲为了“救赎”患有精神病的儿子，同自己的妻子，对儿子痛下杀手——他们不想自己年老之后，儿子没人照料，他们更不想让儿子的病情“路人皆知”。

　　这次“救赎”带来的，是整个家庭的毁灭。儿子死了，夫妻深陷牢狱。几乎没有人相信，这对父母的做法，仅仅只是为了“帮助儿子解脱”，在惊愕与质疑之后，众人开始探寻这起恶性案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有无数的精神病患者家庭，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面对着周围的歧视，在别样的眼光中艰难生存，来自外部与自身的压力，压垮的，不仅仅是精神病人，还有精神病人身后无数的家庭。

　　现状

　　精神病人歧视下生存

　　究竟精神病患者在临沧的生存状况如何？临沧市精神病医院前院长、61岁的精神病专家陶相龙曾做过一次调查：从市民对精神病的认识上看，认为精神病是一种很特殊的病，达到比较恐怖程度的人占了一半，还有16.1%的人认为比生理疾病更加可怕，很难治好；明确表示当前社会上对精神病康复者有歧视的人多达39.8%，回答“没有歧视”的只占20.4%。

　　陶相龙说，精神病患者也是人，社会对他们态度如何，他们心中有数，因此会产生羞耻感。现在还有很多人会对精神病人使用侮辱性称呼。所以国际上都有专家研究怎么减轻精神病患者的羞耻感。实际上，精神病和艾滋病都名列“最让人有羞耻感的疾病”前几名。

　　于是，在中国，精神病，仿佛是一种比艾滋病或者癌症还要恐怖的病症。在临沧当地，无论从官员或是到普通百姓，只要提到精神病这个词语，都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恐惧或者厌恶的表情。很多精神病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歧视下生存。

　　家属

　　难以承受之重

　　“精神疾病病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共同为这个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然而现在，由于社会无法对于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给予最大的关爱，社会的歧视也依然存在，因此，绝大多数精神病人家属的日子并不好过。想方设法隐藏亲属的精神病史，就成了他们保护自己最有效也是唯一的办法。”

　　于是，在临沧就出现了很多烧病历的病人家属。“很多病人家属，甚至是一些官员，在我给他们患病的家属看完病之后，几乎会全部要求把所有病人资料带走，有的甚至要求我当着他们的面全部焚毁。 ”陶相龙说，除了千方百计隐瞒病情，很多的精神病患者家属，他们还有着更大的恐惧，“父母走了，患精神疾病的儿子又有谁来管呢？

　　陶相龙认为，社会歧视导致精神病患者不愿去医院就医，家属也不向外人承认，这样会令病情被进一步耽误。所以，改善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状况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要提醒人们，精神病和其他疾病一样，只是病而已。

　　（于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