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生

　　近日，因出租车经营权问题，商丘市市区部分出租车车主停运，其中有个别车主拦截、胁迫其他正在运营的车辆停止运营。两天后，市委书记主持处理此事，运营秩序得以恢复。对此，市公安局副局长许方军说，这次出租车停运，是极少数不法分子组织、煽动、策划的一起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大河报》3月20日报道）

　　在争取权益的过程中，以打砸运营车辆、胁迫其他人参与停运来“把事情闹大”，这些人当然触犯了相关法律。 而把停运本身仅仅定性为“极少数不法分子组织、煽动、策划的违法犯罪行为”，我觉得值得商榷。

　　主要基于两点：一是视角有问题。对一个事件定位，不能仅从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局视角”来确认，不能仅仅从出现了打砸、胁迫事件，就认定整个罢运事件成了“违法犯罪”行为。这样的定性，等于把那些想通过罢运来争取权利、但又没有打砸车辆胁迫别人的司机，也列入了“犯罪”队伍，这显然是很不客观的。

　　二是把这起事件说成“极少数不法分子组织、煽动、策划”，有侮辱罢运参与者智商之嫌。在这样的事件中，打砸、胁迫当然是犯罪，但在上千辆停运出租车中，如果大多数都属“主动停运”，“犯罪行为”又从何谈起？

　　笔者以为，类似出租车罢运这样的事，更多的是一种目标简单的利益表达，没必要上纲上线。在这样的基点上，再通过自省与妥协，来寻求解决之道。因为在现代社会，利益冲突是一种社会常态。而政府的职责，就是调整、化解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