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说：“我讲一个故事你可以告诉台湾同胞。在元朝有一位画家叫黄公望，他画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完成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失，但现在我知道，一半放在杭州的博物馆，一半放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整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

　　这幅画，一半在台北一半在杭州，生生分离，已经60余年。回头看，这幅画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曲折离奇。

　　78岁才动手

　　黄公望本是江苏常熟人，叫陆坚。南宋末年，陆坚来到温州过继给黄家。黄家老翁见这名小男孩聪明伶俐，喜出望外。说：“黄公望子久矣。”于是，陆坚改姓黄，名公望，字子久。

　　黄公望直到中年，才得到徐琰的赏识，在浙西廉访司当书吏，而此时宋代已经被元所灭。后来上京到都察院，仍做书吏，经办田粮杂务。不料，他的上司张闾是个贪官，就在元朝恢复科举那年，张闾案发，46岁的黄公望受牵连入狱。出狱后的黄公望心灰意冷，他开始“隐身”，四处漂泊，“卖卜为生”，算命测字看风水。

　　1347年，黄公望78岁了，当他再次踏足富春江时，不禁逸兴思发。同行的师兄无用师感叹富春山水，请黄公望将其描画下来，于是黄公望便着手作《富春山居图》。开始时，他并未刻意去画，三四年过去了还没画好。后来，他特地将画卷放进随身的行李中，早晚有空就接着画，终于在82岁那年完成此画。

　　4年后，黄公望去世。

　　人间宝物

　　100多年过去了，无用师早已仙逝，《富春山居图》传到明代画家沈周手中。

　　62岁的沈周，流连画间出不来了。他反复欣赏，摩掌赞叹，在画卷上题跋，题了又题，又想，让画友也来题跋如何？哪知这一念竟惹出了事端。

　　当沈周将画卷交给一朋友时，朋友的儿子见利忘义，偷偷将画卷卖掉了。沈周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可是后悔已经晚矣，无奈的沈周只能凭借着记忆，背摹了一幅《富春山居图》。

　　又过去100 多年，《富春山居图》终于到了明末画家董其昌手中。39岁的董其昌，像孩子一般惊呼：“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

　　由于沈周、董其昌的极度推崇，《富春山居图》已变成了人间宝物。

　　烈火中救名画

　　董其昌晚年，将《富春山居图》以高价卖给了宜兴收藏家吴之矩。吴之矩的三儿子叫吴洪裕，酷爱收藏到了不愿做官的地步。吴之矩临死前，将《富春山居图》传给了这个儿子。

　　吴洪裕花巨资为《富春山居图》造了一个楼，唤作“云起楼”。楼中藏图的那间屋子当然就是“富春轩”了，这里，成了吴洪裕的天堂。

　　吴洪裕临死前，实在放不下《富春山居图》。吴洪裕好友邹之麟曾将此图比作“画中兰亭”，吴洪裕也许是想到唐太宗将《 兰亭序》带入陵寝陪葬，经过千思万虑，他作出一个令家人惊讶不已的决定：要此画为他火殉。

　　吴洪裕奄奄一息的时刻到了，他授意侄儿取来《富春山居图》。火点起来了，画被投入火中，吴洪裕带着满足的笑容渐行渐远。说时迟那时快，他侄儿以极快的速度偷偷捞出此画，往火中投进另一幅画，偷梁换柱。

　　经此劫难的《富春山居图》，起首一段已烧去，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并断成一大一小两段。从此，小段被称作《剩山图》，纵31.8厘米，横51.4厘米。大段保留了原画主体部分，被称作《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纵33厘米，横636.9厘米。

　　真假画卷

　　由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太出名了，明清画家都争相临摹，除了沈周背摹的那幅《富春山居图》外，现在有籍可查的临摹本还有十余幅。

　　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把它珍藏在身边，不时取出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玉玺。没想到，第二年地方官员又呈上了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可二者实在是太像了，真假难分。不知出于何因，乾隆皇帝认定先进宫的那一幅，也就是他在上面赋诗题词的那一幅是黄公望的真迹，后来的是临摹品。由于后来者画得实在“逼真”，简直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乾隆皇帝不忍心丢弃，也把它收入内府收藏。

　　清朝灭亡后，学者们提出了疑义，认为被乾隆皇帝鉴定为假画的那幅《富春山居图》才是黄公望真迹。理由是：那幅《富春山居图》是半截画，有明显的火烧和修补的痕迹，与历史记载相吻合。经过专家反复鉴定，到上世纪70年代，最终确认被乾隆皇帝鉴定为真迹的是假画，被乾隆皇帝鉴定为假画的才是真迹《富春山居图》的后半段——“无用师”卷。

　　真迹《富春山居图》虽被打入“冷宫”200余年，但是却因错得福，没有被皇帝在画面上题词赋诗，加盖玉玺，保留了一个“干净之身”，从而完好地保持了原画的风貌。

　　一画两岸相隔

　　时代变迁，几经辗转，《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真迹在清宫里静静安放了187年。直到1933年，日军攻占了山海关。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馆藏精品转移，以避战火浩劫。自此之后的15年中，《富春山居图》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历尽艰辛坎坷，行程数万公里，由北京经南京辗转运抵四川、贵州，至抗战结束后，陆续运回南京。又于1948年底，被运至台湾。

　　那么，它的小段《剩山图》，是怎么来到浙江博物馆的？

　　吴家后人重新装裱后的《剩山图》，1669年被清初大收藏家王廷宾购得。此后辗转于各藏家之手，战火硝烟中，长期湮没无闻。再次面世，已是250多年后的1938年。

　　1938年秋，吴湖帆卧病于上海家中。一天，汲古阁老板曹友卿前来看望他，随身带了刚购买到的一张破旧的《剩山图》请他鉴赏。吴湖帆捧画赏识良久，从画风、笔意、火烧痕迹等处反复研究，断定这就是黄公望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的前一部分，不由得脱口而出：“乱世出奇迹，真没想到300年后又能见到大痴道人的火中之宝。”曹友卿一听，知是至宝，不肯转手了。几番交涉，吴湖帆拿出家中珍藏的商周古铜器，将这个残卷换了下来。说来稀奇，吴湖帆近一个月的大病，就此霍然痊愈了。

　　吴湖帆发现，换下的只是残卷中的残卷，题跋也没有了。后来，由曹友卿再向原卖主寻索，终于在废纸篓中找到，恢复了原貌。自此，《剩山图》归入吴湖帆的“梅景书屋”，他自称“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在浙江博物馆供职。当他得知《剩山图》在吴湖帆手上后，内心颇为不安。他也是从战乱中过来的人，他觉得，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一旦天灾人祸，以个人之力极难保存，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想将此图收归浙博。吴湖帆好不容易得到如此宝物，决无意转让。沙孟海并不放弃，仍不断来往于沪杭之间，又请出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从中周旋。最后，吴湖帆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剩山图》落户浙江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之一。（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