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伟

　　女子被疾驰的摩托车撞飞，肇事者弃车逃逸。求助警方无果后，受害者亲人被迫出一“下策”：拉着肇事摩托车转遍邻近乡村，悬赏5000元“缉凶”（详见本报3月24日3版报道）。

　　在法治社会里看到这样一幕，相信不少人都会觉得有点滑稽，继而备感悲哀。是什么让车祸受害者做出如此“不合时宜”的举动？看了整篇报道，笔者并不认为是案件太难查、肇事者太难找，因而不得不发挥群众力量，以此作为警方调查的“有益补充”。恰恰相反，笔者深感在案件调查中，摩托车销售方在下意识地包庇肇事者，而项城交警也不无推诿、不作为的嫌疑。

　　作此推论有如下依据：肇事摩托车固然没有牌照，但销售方已经锁定——项城市王明口镇上一家摩托车车行。而且，车是崭新的，出厂日期仅为几个月前的2009年8月，售出时间应该更近。

　　试想，即便如车行老板所说，客户资料被小孩弄丢，在一个到处都是乡里乡亲、到处都是熟人的小镇上，最近卖出的摩托车是谁买去了会没有一点印象？如果肇事车属于需要严格履行手续的摩托车下乡补贴品种，说资料被小孩弄丢就更说不过去了。同理，由于此案件案情之明晰、调查范围之小，警方过分强调侦破难度就颇有推诿、不作为之嫌。

　　知情者万万不该包庇肇事逃逸者，警方更不能漠然视之，草草介入、草草收兵。笔者认为，正是这种包庇和推诿的“盛行”，才导致了肇事逃逸率的居高不下。换言之，也正是它们助长了肇事逃逸的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