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

　　最近接二连三爆出地方官员抵触中央级和省级新闻媒体采访和舆论监督的消息，似乎表明舆论监督已经成了他们的心头之患。

　　先是4月14日，浙江省瑞安市公共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士勇对前来采访的《法制日报》记者说“记者证在我们这里没用的”，拒绝记者采访（《法制日报》4月16日），后有黑龙江省穆棱市国土资源局李局长面对《黑龙江日报》农民耕地被强占挖土取砂的连续报道对上级声言：“不要相信小报的报道，不准确”（《京华时报》4月25日）。

　　这样的言论也反过来证明，要消弭社会矛盾，消除不以人为本的因素，特别是近期频发的拆迁占地事件，舆论监督、尤其是中央和外地新闻媒体以及网络媒体的监督参与，往往是制止一些官员胡作非为的最有效途径。因为即便是中央的“红头文件”，他们也会阳奉阴违，而如果一切胡作非为在暗中进行，社会不安定因素会持续发酵。

　　事实表明，一方面中国媒体的越来越大的影响给社会带来了极大期待，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些地方由于权力集中而让一些官员恣意妄为，什么党内监督、人大政协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统统不管用。一个县委书记觉得下属说话的方式“像县委书记”，就可以勃然大怒将其停职。而权力与市场结合，又导致了GDP政绩崇拜，于是乎土地和拆迁成为快速累积GDP的捷径和主渠道。

　　问题是民众权益受损往往也难以表达，因为一些地方官员牢牢握紧地方“笔杆子”，在他们辖区内的媒体只许为他们歌功颂德，决不允许出现替百姓代言而忤逆他们的信息。如果没有外地媒体和互联网，他们真是可以高枕无忧。难怪有陕北县级官员感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有多好，他们让媒体说什么，媒体就说什么。

　　可是，今天由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都市类媒体和网络媒体构成的中国媒体体系已经空前强大，如胡锦涛主席所言，媒体应承担“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的作用。如果说都市类媒体在深度新闻调查方面独领风骚、互联网是“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的话，那么近期以来党报的舆论监督活力也在明显增强。

　　问题再次摆在国人面前：即便《法制日报》不是中央政法委机关报，记者的合法采访权也不能随意践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定的保护记者采访权的《记者证管理办法》不是刚刚生效吗？《黑龙江日报》即便不是省委党报，而是四开的小型报纸，所从事的舆论监督报道就不可信吗？

　　谁给了这些官员这样的牛气？是他们自认为可以豁免一切监督的身份和地位。所以要遏制这类官员的反监督冲动，短期来看就得充分发挥中央和外地新闻媒体以及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长期来看就得落实各种制度，让党内监督、人大政协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统统管起用来，逐步削弱这些地方官员过度集中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