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以幽默浪漫示人的鲁迅，在学术上却是异常严谨的。有一件陈年旧事一直是鲁迅心中难以拔掉的刺，一直到死，他也没能释怀。这件事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剽窃”事件。

　　“剽窃门”事件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中国闺秀派代表作家的凌叔华。

　　1925年10月1日，《晨报副刊》在报头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无署名，主编徐志摩也未声明画的来源，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所作小说《中秋晚》后的附记中，顺便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10月8日，《京报副刊》上登载了署名重余的文章，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另一件事是， 当年11月7日，《现代评论》又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14日《京报副刊》出现了署名晨牧的文章，暗指《花之寺》是抄袭契诃夫的小说。此时，因在“女师大风潮”中与鲁迅有了过节的《现代评论》主编陈西滢，与凌叔华正在热恋当中，便开始疑心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所作，目的是屡屡使他们难堪。

　　于是不久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题为《闲话》的文章说：“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睁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是当时某些人送给鲁迅的“封号”。 

　　不出10天，他又写了《西滢致志摩》一文，在《晨报副刊》上公开发表，其中攻击鲁迅说：“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地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西滢致志摩》是1月30日登出来的，2月1日鲁迅便写出了他在这次论战中最长的、也是最尖锐的一篇文章。你的不是信吗，我的就叫《不是信》。在这篇长达8000字的文章中，鲁迅说，“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这回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

　　对于抄袭的指责，鲁迅也做了回应，“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就是根据它，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都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摘自《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