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身为革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和大多数结了婚的女人一样，邓颖超也渴望着能成为一个母亲，为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她虽然已经40多岁，但还曾去过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因为当时邓颖超用的是化名，林巧稚只按一般病人对待，认为是她不太可能会再有孩子。后来，当林巧稚知道她就是邓颖超后，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输通，说这样有可能会生育，但邓颖超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已经40多岁，也不想再麻烦大夫，遂就放弃了自己做母亲的心愿。后来，邓颖超曾怀着很惋惜的心情告诉别人，若不是因为自己当年的不慎，她可能也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第一个孩子无奈被流产

　　在西花厅里，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和邓颖超特别喜欢孩子。他们休息时常把一些同志和亲属的孩子找来玩一玩，和工作人员的孩子一起玩耍聊天更是常事。

　　邓颖超第一次怀孕是在1925年10月，当时她刚结婚不久，周恩来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她留在广州工作。有一段时间邓颖超上班总恶心呕吐，刚结婚也不知为什么，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是怀孕了。听到自己怀孕的消息，邓颖超心里很慌乱，丈夫东征走了，母亲也不在身边，她自己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哪有时间带孩子呀。想来想去，邓颖超就自作主张去街头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想悄悄把胎儿打下。谁想到，那中药药性很强，她吃了后一个人痛得在床上打滚，虽然心里害怕也不敢对人说，只是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后来，杨妈妈从天津来到广州吓了一跳，当她得知女儿自己打胎之后，实在忍不住就责备邓颖超不懂事又不爱惜身体，“这么大事也不同恩来商量”。好在杨妈妈懂中医，就一直在饮食上多加调理，这样邓颖超的身体才好了一些。

　　到了11月，邓颖超被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与周恩来重逢，当时的情况邓颖超这样回忆道：“一见面，恩来就看出我脸色不好，马上问我怎么啦，我不得不告诉他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事情，恩来听后大发脾气，他指责我是形而上学，怎么可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他说，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他还说，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有流血牺牲，但是决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说实话，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没见过恩来发那么大的火儿，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

　　第二孩子刚生下便夭折了

　　邓颖超第二次怀孕时，快生产的时候周恩来又不在。她是1927年3月的预产期，在这之前，周恩来已于前一年的12月调到上海工作，邓颖超因为要分娩，就暂留在广州，她母亲也特意从梅县的中学回来照顾她。邓颖超清楚地记得，她是在1927年的3月21日生产的——那一天正好是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出来。当时还没有剖腹产一说，医生同杨妈妈商量后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近10斤重。

　　邓颖超产后身体一直很弱，本来她想在医院里多养几天，然而，十几天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紧接着，广东军阀也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邓颖超她们以前住的地方被搜查，还有3位同志被捕了。还好，在搜查前，周恩来刚刚寄给邓颖超的一份电报被工友收起来，后来他把那份电报送到了医院。邓颖超当时在医院里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只是听到马路上警车呼啸，她让母亲到外面去看看，正好遇到送电报的工友。广州无法呆下去了，邓颖超和母亲决定按照组织和周恩来的安排去上海，但广东省的国民党政要多半都认识邓颖超，她必须尽快离开医院，否则军警很快就会来搜查。

　　要想安全离开医院是个难题，后来邓颖超是在德国教会医院一位叫王德馨的女医生帮助下在医院藏了两天，在军警搜查之后化装成医院的护士，乘着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离开广州先到了香港。临行前，还是张治中给了陈赓一些钱让他想法转给邓颖超当路费。从香港到上海，邓颖超又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等她找到周恩来时，人已是虚弱的不行。

　　后来，邓颖超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日本医生给她检查说因为产后过度疲劳，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果然，从那次以后，邓大姐就再也没有受过孕，战争年代使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