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国安

　　进入暑假以来，有关有偿补课的投诉呈现井喷态势，广东全省十多个市县的学生和家长投诉，直言“严禁中小学校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集体补课”的禁令形同虚设。（8月15日《南方日报》）

　　从2000年初，教育部便颁布“禁补令”，已经走过十个年头，“禁补令”成了“进补令”。对此，教育界上下思想统一，答案唯一，这就是“禁补令”落空缘于“应试教育”的体制、高考指挥棒的指挥。

　　许多人看问题，都喜欢把原因归结为体制，但实践证明，有时打出体制的旗号，则反而会对问题的解决更有害。一方面，因为是体制负责，于是就没有各级官员的责任了，不仅教育部门和学校没有责任，公然违令组织补课的学校和老师也理直气壮了；第二，一旦把原因归结为体制，也就标志着这问题存在合理，而且会继续发扬——只有体制问题不改变，补课就会长期存在下去。

　　所以，我们承认体制问题，但还要研究现行体制下官员的责任。“禁补令”所遭遇的体制，无非是应试教育和高考的分数挂帅，这显然不是补课存在的原因和理由，因为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一方面，补课未必就能提高分数。即使补课能提高分数，高考录取是以省为单位，一个省全部补课和一个省全部不补课，高考录取的结果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即使现在还是分数挂帅，这也是正常教学、禁止补课前提下的分数，所以禁止补课是保证现行体制的措施。难道因为医疗体制有问题，医院乱收费就是正确的？这只能说明我们对“禁补令”执行乏力。

　　其实，“禁补令”落实不了，不是“体制”问题，而是既得利益者，体制成了既得利益者手上的武器。谁是既得利益者？补课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一些学校和教师，他们靠有偿补课捞钱。“高考指挥棒”成了他们挥舞的“补课金钱棍”。有的甚至滥用教育权迫使学生补课，并在一定范围内垄断生源、垄断价格、垄断补课标准，甚至把该课堂上讲的知识放到补课时讲。落实“禁补令”最大的阻力正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