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轩

　　据人民网报道，2002年，李基益因盗窃被抓，之后被刑讯逼供致死。家属向公安机关讨说法，琼中县公安局不予立案。经过两年上访、控告，2004年，检察院开棺验尸，警方立案。但第二年，县公安局又说案子办不下去了。到了2006年，案子有了转机，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被检察院以涉嫌刑讯逼供罪予以刑拘。又两年之后，2008年，对刑讯逼供负有责任的四被告人被判有罪，最高者获刑13年。2009年家属向县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但该局不做答复。家属又打起了行政官司。今年6月终审判决，公安局赔偿死者家属58万余元。

　　笔者试图以最精简的笔墨描述死者家属八年来的上访、维权之路，但还是占了很大篇幅，如果简述一遍他们的故事就是如此痛苦，那么当事人的痛苦、愤怒就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但是，当地警方却一次次将正义拒之门外，一次次丧失了重拾公信的机会，未见一丝的愧疚。

　　另一方面，当地警方又是如此的“人性”。他们拒绝向死者支付国家赔偿的理由是，按《国家赔偿法》，公安局要是赔了钱，就得向四个刑讯逼供者追偿，他们因为“不慎”造成李基益的死亡，已付出了沉重代价，再让其拿出巨额赔偿，必将极大挫伤公安干警的积极性！这种解释极其荒唐，难道他们要保护的是刑讯逼供的“工作积极性”？

　　法院关于刑讯逼供、国家赔偿的两个生效判决摆在那里，是非分明——刑讯逼供是对嫌疑人诉讼权利、生命权的藐视；拒不立案，是对国家司法权、检察院监督权的藐视；最后，连法院的生效判决也不执行，这是对法院的藐视。

　　国家赔偿，是国家机关自我纠正机制，也是向受害者的“赎罪”，它具有国家法律的强制力，这不是公安局想不想赔偿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执法者，理应模范地执行生效的司法判决，否则岂不是与“老赖”为伍？

　　当地警方以不能打击“干警积极性”为借口，拒不向受害者家属赔偿，是对刑讯逼供的认可和纵容。看来经过八年的“被维权”，当地警方还没有一个起码的法治常识——刑讯逼供违法，执法者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八年下来，当地警方不应该不具备这些基本的法律常识，那么，其拒不赔偿刑讯逼供受害者的动机和胆量又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