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学术上是异常严谨的，有一件陈年旧事一直是鲁迅心中难以拔掉的刺，一直到死，他也没能释怀。这件事就是“剽窃”事件。

　　1925年10月1日，《晨报副刊》在报头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无署名，主编徐志摩也未声明画的来源，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所作小说《中秋晚》后的附记中，顺便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10月8日，《京报副刊》上登载了署名重余的文章，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11月7日，《现代评论》又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14日《京报副刊》出现了署名晨牧的文章，暗指《花之寺》是抄袭契诃夫的小说。此时，《现代评论》主编陈西滢（与鲁迅有过节）与凌叔华正在热恋当中，便开始疑心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所作，目的是使他们难堪。

　　不久，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题为《闲话》的文章，说：“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睁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是当时某些人送给鲁迅的“封号”。

　　不出10天，陈西滢又写了《西滢致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其中攻击鲁迅说：“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写的。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西滢致志摩》是1月30日登出来的，2月1日鲁迅便写出了他在这次论战中最长的、也是最尖锐的一篇文章。

　　对于指责，鲁迅做了回应，“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就是根据它，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都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直到将近10年后，鲁迅依然对此事耿耿于怀。1935年12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里再次旧事重提：“当1926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现在盐谷温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

　　陈西滢并没有应答，1936年，还是由胡适出面为陈西滢解释：“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陈西滢）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然而这时，鲁迅已去世65天了。

　　当事人盐谷温曾看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没有剽窃的疑问。而是对《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并把它当做教材使用。（人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