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11月29日，中国首善陈光标为南京一名保洁员过生日，同时给另外49名环卫工发红包。然而前天，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环卫工透露，发给他的红包和羽绒服都被上级收走了。管理部门的说法是，当时受捐助的环卫工是部分代表，这些善款善物将由该景区所有环卫工平均分配，而衣服也将“择优发放”。（12月9日《河南商报》）

　　这就好比我们给了乞讨者一片面包，权力部门随后却将之从乞讨者手里收回，语重心长地说，还有更多缺胳膊少腿的弱势者，这样吧，我分半片给你，留下半片给更饥寒交迫的人。于是你会发现，个体的慈善行为“被泛爱主义”了，施与者的意愿被偷梁换柱了——即便目的正义，在程序上，公权已经强暴了慈善主体的意思表达与权利主张。

　　如果陈先生就是将款物捐赠给这50名环卫工，收回重新分配就涉嫌违反了《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合同法》。遗憾的是，这样的“好心”大有“蔚然成风”之势。慈善家余彭年先生说过这样一件事：此前，他给某省捐赠了10辆进口三菱救护车，两年后却得知，救护车里设施被改造，成了领导专用车。盛怒之下，余先生将捐赠车辆悉数收回，转赠给某县几家医疗机构——然而他没想到，转赠的救护车再次被挪用……这些年，慈善组织的善款被政府部门“统筹使用”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

　　可善款不是财政拨款，公权既无权处置，更应与其划清界限。因为捐赠是赠与的一种，是附条件的赠与，区别于皇粮国税。“上级”离民间慈善越远，门槛锁链越少，慈善类NGO与民间善行才能越发蓬勃。

　　而慈善之所以被称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显然是要区分于经济领域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它以公平当先，彰显人性的悲悯与大爱；它是公力救济的补充，因此无须讲究效率，也无法从全社会的角度考察效率。对慈善事业公权可以引导，但无权将他人的捐赠拿回去重新分配。道理很简单，财产的所有权是支配权的根本，尊重捐赠人意愿是慈善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