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立新

　　无辜少年王企（化名）只因与嫌疑犯重名，被新疆博乐市警方错误刑拘，之后获刑两年。羁押期间，他还被带到多个学校当众念忏悔信。2009年1月，他在少管所里遇到抢劫案主犯，冤屈才得澄清。当地政法委书记表示：“办案人员主观疏忽大意、不细致和理所当然的态度，是导致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中国青年报》12月20日）

　　当地检察院、法院把王企的“没有异议”、“供认不讳”作为冤案酿成的重要原因。但问题是，是警察的刑讯逼供、诱供、骗供制造了这种虚假的顺从。

　　据王企反映，警察对其“不断地恐吓、威胁，掐着脖子打”，而且欺骗他“承认就放你回家”，在王企供述不出作案情况时，警察就把主犯的供述念给他听，让他照着供述。另外，鉴于未成年人更容易受到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非法行为侵害，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规定，均明确要求讯问时必须通知其监护人到场。但警方在讯问王企时，却始终没有执行这一规定，从而为刑讯逼供、诱供、骗供提供了空间和机会。这些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绝非简单的“主观疏忽大意、不细致”。

　　公检法之间讲配合多，讲制约少，刑事司法程序“流水作业”的色彩过于浓厚，司法的自我防错、纠错功能如果几近丧失，冤假错案如何能杜绝？从根本上改造扭曲的诉讼结构，才是杜绝冤假错案的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