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发黄的老照片，是1949年春我13岁时和父亲、母亲的合影。它把我的记忆回到62年前我一生难忘的寻亲之旅。

　　离别

　　1938年，已是河南大学经济系学生的父亲，在开封告别妻儿，奔赴延安，上了抗大。当时，我才满两岁。此后，参加八路军的父亲10年没有音信。期间，先是八年离乱，母亲带着我到处逃难，躲避日寇。接着是抗战胜利后的国内解放战争。生活在国统区，母亲以教师为业和靠亲戚帮助维持生计。因为在国共对立，蒋介石“戡乱救国”的形势下，作为“共匪”的家属，一旦被发现，后果可想而知。1946年，我上小学五年级，母亲特别嘱咐我“如果别人问起你爸爸，就说在外地做生意，兵荒马乱，不知道在哪里。”我常看到母亲夜深人静时以泪洗面。外祖母临终前，还为得不到我父亲的音信而成为最放心不下的憾事。她对我母亲说：“什么时候孩子他爸才能回来，你们三口能有个完整的家呀。”1948年以前的动荡年代，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家”这个概念是不完整的，“父亲”这个概念是陌生的。

　　寻亲

　　1948年秋，当时我也不清楚，事情的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天助人愿还是刻意安排，那一天，一位神秘人物出现了，长袍、礼帽、戴着墨镜，一副生意人打扮。这位不速之客居然能找到我母亲，他自称是做生意的，这次是来南方购买药品，不日就回河南（省）了。在详细询问我们母子二人情况后，又说了我父亲原来的姓名、籍贯，怎样和我母亲认识、结婚，又怎样以第一名考上河南大学等等，叙述得正确无误。他对我母亲说，他认识老文（指我父亲），前不久还见面，并诡异地说：“他在那边当官啦。”开始，母亲还将信将疑：10年没音讯了，他说的真是老文吗？最终，母亲判断，这位“生意人”就是共产党的人。尽管和他是不期而遇，可他带来了我父亲的信息。“生意人”临别时认真地告诉我母亲：“老文现在河南省周口市，名字改了一个字。那里的形势日趋稳定，你们母子可去找他。”

　　一定要去找他！即使我父亲不在周口，只要到了解放区，总能打听到他的消息。更何况，10年前父母亲二人曾约定一同前往陕北，投笔从戎，只因我太小，需要照看，母亲未能成行，今日是奔向解放区的时候了！

　　母亲以迫切的心情，坚定的态度，在已是冬季的时节，带着我踏上了北上的寻亲之旅。

　　1948年下半年，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长江以北豫皖苏一带，国统区与解放区的边界犬牙交错。我和母亲从汉口出发，沿平汉线分三段路程，用近10天时间到了漯河：第一段，先乘火车到河南信阳（国统区），当时已不通客车，只有货运列车，还不是闷罐车，乘客在装满木材的敞开式货车厢的最上面，露天而坐，两侧没有护栏。火车行进中更显寒风凛冽，人们不敢入睡，生怕一头栽下去。第二段，从信阳乘长途汽车至驻马店（国统区），近20个乘客带行李挤在一辆破旧的大卡车上，颠簸了两天，那时乘客间很少交谈，生怕说漏了嘴引起麻烦。第三段，从驻马店至漯河，虽不算远，却用了几天时间，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人力架子车，昼行夜宿，不走大路，速度之慢，不言而喻。从汉口至漯河，虽说艰苦，所幸无人盘查，安全到了漯河，我们才算松了一口气。此地已是解放区，且距周口不远。

　　重逢

　　由漯河向东60公里，便是豫东重镇周口。与周口相邻的项城，是父亲的老家（虽是我的籍贯，但我从未回去过）。我们乘一辆骡马胶轮大车，在豫皖苏解放区大地上，迎着朝阳，奔向目的地。那位神秘的“生意人”带给我们的喜讯，只有到了周口才能得到证实。

　　坐了一天马车，日落前抵达周口。当马车在骡马大店（供骡马大车停靠休息的旅店）门前停下时，张贴在墙上的一张传单映入我的眼帘，上面的大字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连忙叫母亲：“快来看。”我们的目光聚焦在那张白纸黑字的布告上：“周口市人民政府布告……”落款的几个大字是：“市长文冶平”。母亲凝视着，热泪盈眶。她紧紧搂着我，半天才说：“是你爸爸，是你爸爸！我们找到啦，他真的在周口！”

　　当晚，我和母亲去了市政府。接待我们的是自称李秘书的干部（后得知他是市政府秘书长），十分热情。和我母亲交谈，他问了我们有关情况，还抚摸着我的头说：“真没想到，文市长有这么大的孩子了。”待李秘书问清楚来者确实是文市长的妻儿后，才说：“真不巧，文市长昨天到（淮阳）专署开会去了，我这就给他打电话，明天能回来。我听文市长说过你们，自开封和豫东一带解放后，他就打听你们的下落，他也惦记你们呀！”尽管没马上见到父亲，但多日来旅途的疲劳烟消云散。

　　次日晨，我和母亲刚起床，就听到由远而近的脚步声，接着是叩门声。开门后，李秘书陪同另一个人站在门口。那人身着绿色棉军装，头戴棉军帽，腰间扎着皮带，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精神，很整洁。他和我母亲相对凝视，他们都是在从对方脸盘上寻找10年前离别时的模样吧。没有久别重逢的热烈拥抱，没有带情感色彩的激动语言，母亲眼里闪动着喜极而泣的泪花。父亲亲切地把我搂在怀里。10年后，父、母、子三人重聚，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李秘书先打破了这短暂的沉默，问我：“告诉我，哪个是你爸爸？”我不好意思地回答：“你是李叔叔，昨天我见过。”我回头看着父亲说：“这是我爸爸。”父亲、母亲和李秘书都大笑起来。李秘书接着说：“文市长，你们一家终于团聚了，是件大喜事。我来安排，请政委（市委书记，当时仍旧习惯沿用部队的称谓）他们都过来，为老贾（指我母亲）接风。”

　　从汉口到周口，从国统区到解放区，初到这里，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的寻亲之旅，是与父亲分别10年后的第一次回家，回到一个完整的小家庭，回到一个革命的大家庭。这是与父亲分别10年后的第一次探亲，我见到了“相见不相识”的父亲，见到了父亲那一代为了共和国的建立，舍小家，为大家，出生入死的前辈们，其中包括曾在汉口见过，在周口又一次见到的那位神秘“生意人”。在父辈工作、战斗的地方，也是我接受革命教育的启蒙地。我开始了新的生活，穿着绿色的制服，扎着绑腿，俨然一个“小八路”。在父辈教育影响下，1949年4月20日，我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一天，正是解放军渡江南下的日子，这张发黄的老照片，就是这一天前后拍摄的。它记录和见证了我不能忘却的一个历史故事。这正是：

　　新青年，

　　时代的呼唤，

　　追求进步寻真理，

　　告别妻儿离家园，

　　投笔奔延安。

　　十年后，

　　胜利归来人，

　　父子相见不相识，

　　母亲喜泣泪沾襟，

　　团聚梦成真。

　　（文冶平，项城市人，1948年至1951年，曾先后担任解放后的项城县县长、周口市市长——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