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达尔文在回忆他的环球旅行时写道：“我们在辽阔的大西洋上航行时，有大量尘埃落到了船上，在接近非洲海岸时，尘埃的数量更是愈见增多，由于空气晦暗、能见度太低，船有好几次被冲到了岸上。”达尔文担心这种恶劣的天气一旦扩散开去，势必带来灾害性影响。 

　　历史回顾 

　　达尔文的担忧不无道理，仅仅过了100多年的时间，沙尘暴已成为人类难以剿灭的主要天灾之一。截至目前，撒哈拉沙漠每年发生扬沙天气25次，阿拉伯半岛鲁卜哈利沙漠是30次，伊朗卡维尔等沙漠是80次，土库曼卡拉库姆沙漠是60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塔尔沙漠是17次，澳大利亚的普森等沙漠是5次以上。全球年尘埃搬运量为1.3亿~8亿吨，最高可达50亿吨。 

　　从公元前3世纪到1990年，我国共发生强沙尘暴140次，平均15.7年发生一次。可是各世纪沙尘暴发生的次数是不同的，总趋势是从13世纪后频率增高，18世纪后大增，20世纪初到1990年就多达87次。  

　　作恶多端 

　　直至目前，我们对沙尘暴的认识还停留在沙埋、风蚀、大风袭击和污染大气环境上，其实这已是半个世纪前的旧观念了。沙尘暴对人类直接的侵害已经超过了它对环境的破坏，特别是对大型传染性疾患的传播，它已从推波助澜、助纣为虐升级为大打出手的急先锋了。最严重的例证就是口蹄疫在英国的登陆。谁能料到非洲北部沙漠里的口蹄疫病毒会在一周内浩浩荡荡地跨越大西洋，稳稳当当地落在英国的牛栏里，并在半月内横扫欧洲，致使数百万头牛被宰。 

　　两年前，美国科学家发现在他们密切关注的水域中DDT和重金属汞明显超标。在美国，这两样东西是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的。最后通过卫星观测与实地调查，人们终于搞清了原因。原来DDT来自非洲的几个农业国，而汞则来自于阿尔及利亚的露天汞矿，负责运输它们的当然是沙尘暴。科研人员的报告显示，尘土不但能携带包括煤灰和酸性气体在内的污染物，还能传送杀虫剂、除草剂、放射性同位素和重金属。

　　沙尘暴虽作恶多端，但它终究还只是帮凶，元凶还是人类自己制造的有毒物质。在空气的尘埃中现在已经培养出了100多种细菌、病菌和真菌，大约有1/3的细菌是能感染动植物和人类的病原菌，其中有能感染耳朵和皮肤的假单胞菌，有能导致甘蔗腐烂、土豆干腐和香蕉叶生斑的微生物，还有一种对海洋中珊瑚有致命威胁的真菌。

　　有益的一面

　　与所有的自然现象一样，沙尘暴也有它合理有益的一面。沙尘暴形成的气溶胶在高空有全球循环的演变特点，使沙尘能够进行数千甚至上万里的大迁移：科罗拉多高原的肥沃土壤有一半来自莫哈维沙漠；加勒比和夏威夷群岛上的表层土壤来自中亚，其中主要来自中国的沙漠；撒哈拉的富含养分的尘土滋润了亚马孙流域，使它由草场变成了富饶的热带雨林；因为尘埃中含有大量的铁，有助于浮游生物的生长，促进鱼类的繁殖，夏威夷与阿拉斯加之间极其丰富的渔业资源也是沙尘暴施善他乡的功绩之一。 

　　除此之外，大气中大量含有沙尘的微粒能缓解下游地区酸雨的危害程度，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因大气凝结的增多使下游地区降水量增加，同时铁、钙等沙尘对海洋的生物链也有着良好的服务作用。 

　　决定因素 

　　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沙尘暴已刮了数百万年，想从根本上消灭它是不可能的。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多植草种树就能消灭沙尘暴。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中国科学院的沙尘暴研究专家钱正安教授经多年研究后指出，土地荒漠化只是沙尘暴形成的一个因素，真正让沙尘天气增多或减弱的决定因素是大气环流的变化。20世纪的50~70年代，蒙古国地区春季多低气压活动，它后面的冷空气沿着西北或北路路径入侵我国西北地区，多强风，所以多沙尘暴。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大气环境变化，加上受全球增温和春季蒙古国地区高气压活动的影响，西北及北路冷空气活动减弱，强风减少，故而沙尘暴减少。 

　　有人形象地将沙尘暴比喻为上帝玩的抛沙游戏，而风正是上帝抛沙的那只手。 

　　需要说明的是，土地荒漠化虽不是引发沙尘暴及其变化的主要因素，但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珍惜水源、保护植被、绿化造林无疑是防止土地荒漠化、遏制沙尘暴的有效对策。 

　　风、沙和大气环流三者共同塑造了沙尘暴，它既非地球所独有，亦非当代所仅存。大气所推动的滚滚黄沙磨蚀了吉萨金字塔的巨石，掩埋了古巴比伦的辉煌，也必将影响着人类的未来。

　　（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