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下令开枪镇压，并命张学良派兵武力制止。张学良为学生的激情所感动，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无出路。

　　12月12日凌晨，按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保卫华清池，扣留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国内，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在国际上，日本政府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暗中支持“讨伐”张、杨。美、英为遏制日本的扩张，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并表示盼望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２２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１２月２４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下午，张学良在没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军长被主张用武力攻蒋救张的青年军官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晚报记者 张燕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