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青春

　　■晚报记者 徐松 整理

　　■侯一风（85岁离休教师） 口述 

　　党5岁时，我1岁。我，一辈子追随党、接受党的教育，为党工作，如今已至耄耋之年。面对党旗，听着激越的红歌，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青春年代。

　　在那个年代，许多家庭都食不果腹，我家其实很富足，衣食无忧。在家中，我是最受家人疼爱的小弟弟，大哥在鹿邑县政府上班、二哥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三哥是教师。

　　小时候，父亲请教书先生在自己家里办的有私塾，我耳濡目染学到不少四书五经古诗文。后来，父亲为让我接触更先进的文化，把我送到乡、县国办小学（洋学）。因抗日战争爆发，我从小学到初中转到多处学校就读，从乡小学转到县城王寨读到小学毕业，初中到沈丘省立槐店联中，没毕业又转到周口联中，因发黄水又被迫回到石槽上鹿邑师范高中班，黄水退去又转到项城省立第三临时中学。直至1945年抗日胜利，自己的学涯才不再转折，正式考入河南省立睢县中学（高中部）。

　　1946年，我刚满20岁，却突然被要求回家结婚。在那个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受着先进思想教育的我大胆提出：“我的婚事我自己办，不毕业不结婚。”在当地影响较大的侯家，突然出了个“逆子”，让有钱有势的侯家颜面无光，并设法断钱、断粮阻止我继续学习，试图让我回家结婚。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学校恰好收到“国民党驻日特派团招兵，待遇优厚”的广告，遂决定逃婚当兵。校友任秉刚也觉得去日本当兵工作不错，我俩便一起去报名。孰料，到现场才知道是当国民党青年军，我们虽然后悔，但无从选择。很快我们被转到无锡、常州、苏州特训。从此，我们身在军营，过着无奈选择人生的流离日子。

　　正当我们被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时，我意外碰到在项城上学时的地理老师李铁林、历史老师刘紫畏在部队任文化教导员。初始，我们几个人只是以“老乡”身份见面。后来，我慢慢感觉到两位老师的身份不一般。两个月后，直到李铁林、刘紫畏成功从国民党部队逃跑，张贴告示“捉拿李、刘共匪地下党”时，我才知道两位恩师的真正身份，并和任秉刚暗下决心投奔共产党。

　　尽管面临被活埋、枪毙等威胁，我和任秉刚始终没有放弃投奔共产党的行动，期间得到曲大永、司传增、胡寒竹、李宗汉等多人暗中帮忙，成功经杭州、武汉逃到徽州，最终落脚在国立长淮中学继续上学，感觉到这才是真正的落脚点。

　　1949年春，解放军准备过江，长淮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居然也开始讲述共产党的坏话，动员学生迁校广州。这时，我和任秉刚学着地下党做思想工作的方式，暗自动员关系好的学生，拒绝迁校；同时，写大字报、劝降信等悄悄贴在校长、教师的门口，动摇反共人员的思想，最终动员全校80多名优秀学生公开挂条幅拒绝迁校，直到共产党解放徽州、进入学校安置教育工作，全校学生零距离接触共产党干部，才真正感受到了共产党对学生的关怀。

　　这一刻，我和任秉刚像见到亲人一样，向解放军宣教科长周景廉要求加入队伍。1949年4月26日，这个日子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和任秉刚动员70多名同学一起加入了解放军二野三兵团12军35师文工团。很快，部队培养我上军政大学，返回就任35师四川永川军分区训练团文化干事，后来提升为青年干事，再到卫生处、供给处、军械处任职，直至1952年转业返乡当教师至今。

　　从逃学逃婚被迫当兵，到千方百计逃出魔窟；从大学时期拉统一战线到真正成为共产党员；从跟随部队转战大西南剿匪到返乡任教几十年，党如一座灯塔，为我的人生指明了奋斗方向和动力。如今，听红歌嘹亮，看红色影视，我仿佛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青春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