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鹿邑县志》载：“民国元年，县设民众教育馆，由教育科分管。”此番表述，亟待商榷。

　　1929年的《河南新志》载：河南的社会教育“开其先者为报纸”，而后有报章揭示牌、图书馆、陈列所、半日学校等。进入民国后，又有各种体育运动，及特殊职业学校、补习学校。1927年，省教育厅设社会教育推广部，推广社会教育。此后，教育馆一类的机构才在河南各地萌生。1929年2月，教育部组织全国社会教育调查，教育馆一类的机构均以“通俗”为前缀，尚无“民众教育馆”称谓。由此推定，鹿邑县在1912年设立的显然不可能是“民众教育馆”。

　　1914年的《河声日报》载有一篇《宁(宁陵)鹿(鹿邑)两县学务调查记》，直言鹿邑县的“学务前途殊多阻碍”，教育会、阅报社等“重要”机关“均未设立”。由此可知，民国之初，由于时局动荡、经费等原因，鹿邑县连业务单一的阅报社尚未建立，何况业务相对复杂的“教育馆”呢？

　　如果说鹿邑县确实在1912年设立了一处社会教育机关，既然它不可能是“民众教育馆”，也不可能是“阅报社”(直至1914年尚未设立)，那么可供推测的范围就很小了。它或者是讲演所，或者是陈列所，或者是图书馆。当然，这个疑惑的破解，有待史料的新发现。

　　关于旧时鹿邑的图书馆，1992年的《鹿邑县志》没有任何记载。依据史料，至迟在1930年，鹿邑县已有民众读书处，并曾一度筹办民众图书馆。

　　朱建章是上世纪30年代初的鹿邑县教育局长。他草拟的一份《鹿邑县教育计划书》，记述了1930年间包括社会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事业的不景气状况。是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鹿邑始终处于两军对垒的前沿。2月，县教育局的前院、中院，以及设于教育局前门外临街房内的“社会教育阅报室暨民众读书处”，均为驻守鹿邑的军队占据。5至6月，县城被攻城部队围困，  更使这些房舍“污秽不堪”，乃至“倒塌数间”。朱建章痛心疾首地写道，此次战乱“损失各种书籍器具约值四千元，历年建设，悉被破坏，恢复原状，实不容易！”

　　从“历年建设，悉被破坏”的措辞中可看出，这里的“社会教育阅报室暨民众读书处”可能在1930年前就已存在。

　　《鹿邑县教育计划书》还披露，县教育局“曾经拟定于孔庙内设立民众图书馆”，也是由于孔庙同样“被军队占据”而“一切筹备均行停顿”，故而“未能实行成立”。

　　从朱建章的表述中可以揣测，“设于教育局前门外临街房”的“民众读书处”，不是一个独立建制机关，只是附设于教育局的公共阅览机构，它与“社会教育阅报室”同在一处，虽没挂图书馆的牌子，实际上已是一个图书馆了。朱建章所说要设于孔庙的“民众图书馆”，倘若实现，就是独立建制的图书馆。

　　不过，现实往往与愿望脱节。1931年的河南全省县级社会教育机关情况汇总表显示，这一年，鹿邑县既无图书馆，也无民众教育馆。

　　1992年的《鹿邑县志》称：1929年，当地又重新建立民众教育馆，内设图书、教学、游艺三部，有馆长1人，部主任3人，书记兼会计1人。那么，为什么这所民众教育馆没有进入1931年的全省统计呢？莫非与准备设于孔庙的民众图书馆以及已开办的“社会教育阅报室暨民众读书处”一样，馆址也被军队占据？如果是其中某一类情况，朱建章的《鹿邑县教育计划书》中应当提及，不解的是，这里只字未提。

　　鹿邑县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的缺失，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教育行政出了总是。透过1931年的《鹿邑县教育经费收支一览表》，可以知道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按理说，预算收入的减少，应当带来各项教育事业支出的同步减少，实际情况却是临时费的大幅上扬。临时费干什么用？就是办临时发生的事，既可以送礼，也可以请吃。最吃亏的是“城乡初级小学”和“社会教育”两大项。1931年的社会教育经费支出总共只有７8元，这就决定了即便鹿邑县在1929年建有民众教育馆，也不可能长久。于是，省督学批评——“经费名为划定，实未用于兴办社会教育事业，常被移用”“其他临时费，粉饰门面，养了闲人”“未能使民众确实享受社会教育之利益”，也就在所难免了。

　　就这样，鹿邑县的民众读书处也就消亡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县城里的书报借阅业务由民众教育馆图书部承担。1992年的(鹿邑县志》记载：这所民众教育馆的图书部藏书980余种、1890册，巡回文库有书300余册；馆前设有阅报处，陈列《民国日报》、《申报》、《新闻报》等报纸，另有5处报栏分设城内各固定地点。可以揣摩，早前民众读书处的藏书已经归并于民众教育馆图书部。

　　不能忘却的是，旧时的鹿邑县是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的工作基地之一，大革命失败后，曾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的江梦霞，于1928年3月化名江松樵，到鹿邑县发展党的组织。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与教育局长王芸圃的同学关系，由教育局出面集资，在城内中山大街路南开设“民智书社”，由江梦霞亲任经理。“民智书社”以供应文具、教科书、经营报刊掩护，为进步青年提供《通俗资本论》等马列主义读物以及鲁迅著作和《大公报》、《红旗报》等报刊。其后，与先期到达鹿邑的中共党员李梅村会合，在贫苦工友中组织“读书会”(同时建立学生组织和农友组织)，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江梦霞的同学王芸圃，后来曾任鹿邑县民众教育馆长，为抗日救亡也做了许多工作。

　　1939年，日军侵犯鹿邑，民众教育馆奉命迁往“石槽”。沦陷期间，伪县政府曾设立两处用于奴化教育的新民阅书报处。抗战胜利后，民众教育馆从“石槽”返回县城。由于政局不稳，各项活动很少开展。1949年5月，人民民主政权接收民众教育馆，建立人民教育馆，内设图书室两间，藏书500余册，阅览室3间，陈列杂志7种，报纸6份。

　　初步推论，新中国成立前，鹿邑曾有民众读书处，因军队占据而停办，也曾筹备设立民众图书馆，同样因军队占据而未果。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民智书社”和“读书会”，为马列主义在鹿邑传播做出了卓绝贡献。

　　（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