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铃儿响来哟玉鸟唱，我陪阿诗玛回家乡，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从此妈妈不忧伤，不忧伤，哎喽哎喽不忧伤……

　　每当听到这首歌曲，人们一定会想起老电影《阿诗玛》中一幅幅精彩纷呈的画面和一段段脍炙人口的唱段，也会想起一对撒尼族恋人的坚贞爱情和悲惨命运，而这部电影的筹划拍摄过程和阿诗玛扮演者杨丽坤的人生遭遇，更加令人忧伤感叹，唏嘘不已。

　　《阿诗玛》是根据同名长诗改编、葛炎编剧、刘琼导演、杨丽坤主演、196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歌舞音乐片，它围绕一个传奇的爱情神话故事，穿插着充满诗意的动听歌曲，展现了云南石林的美丽风光和少数民族风情习俗，具有一种赏心悦目、美轮美奂的艺术魅力。　　

　　《阿诗玛》原本是云南彝族支系撒尼族民间口口相传的叙事诗。1953年，云南省人民文工团搜集到了20多个《阿诗玛》版本，最后由作家公刘等人进行内容整理和文字润色后刊登在1954年的《云南日报》上。故事讲述了很久以前，云南石林有个聪明漂亮的姑娘阿诗玛深深爱着英俊勇敢的小伙子阿黑。土司热布巴拉的儿子贪恋阿诗玛的美貌，请媒人带着厚礼求婚，遭到阿诗玛的拒绝。热布巴拉家趁阿黑外出放羊之机，派人抢走了阿诗玛。阿黑经过千难万险终于救出了阿诗玛，正当两人返回家乡时，途中遭遇热布巴拉家人放出洪水围困，阿诗玛不幸被滔滔洪水吞没，化作石林的一尊山峰。痛苦悲愤的阿黑一声声呼唤着阿诗玛，可只能听见石林中传来一阵阵阿诗玛的回声。

　　1956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决定将《阿诗玛》拍摄成电影，并请公刘等人编写电影剧本，不料1957年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公刘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电影剧本只能搁置下来。1960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又邀请云南大学校长、著名诗人李广田修改电影剧本，准备再次拍摄，没想到李广田不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拍摄计划再次搁浅。196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终于决定拍摄《阿诗玛》，很快组成拍摄剧组，刘琼担任导演，葛炎改编剧本，邀请《五朵金花》中有出色表演的杨丽坤扮演阿诗玛。杨丽坤发挥自己的善舞特长，在影片中增加了许多别具特色的舞蹈，成功塑造了美丽的阿诗玛形象。  

　　1964年，《阿诗玛》样片送到文化部审查。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看完后大加赞赏，剧组人员很受鼓舞，抓紧时间完成全部拍摄，并将影片再次送到北京。这时，文化部开始了整风运动，陈荒煤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遭到批判。

　　1966年文革开始后，《阿诗玛》被认为是宣传恋爱至上的“修正主义大毒草”而遭到禁映，许多拍摄《阿诗玛》的剧组人员受到牵连，参与修改电影剧本的李广田被迫害自杀。

　　扮演阿诗玛的杨丽坤被当作“修正主义黑苗子”、“资产阶级美女”遭到造反派的批斗和毒打，还把她关在云南省歌舞团地下室一个阴暗潮湿、不见天日的黑屋里审讯。天真活泼、爱说爱笑的杨丽坤出来后变得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不久精神失常，一个人天天在昆明大街上流浪，只要有人给她几分钱，她就唱一首歌，跳一段舞，造反派还根据她神志不清时说的话，把她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后来杨丽坤的妹妹去北京反映，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指示一定要给杨丽坤好好看病，这才把杨丽坤送进精神病院治疗。1971年，杨丽坤的好友介绍她认识了在广东铝锌矿工作的唐凤楼，这时的杨丽坤和电影里的形象判若两人，昔日身材苗条、甜美可爱的漂亮姑娘，由于长期服用激素，脸色灰黄，目光呆滞，全身浮肿发胖，可唐凤楼被杨丽坤的真诚善良深深吸引。经过一年多的书信来往，两人在上海结婚。杨丽坤在唐凤楼细心照料下，病情有所好转，1974年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可她经常想起批斗折磨她的情景，最后确诊为精神忧郁症，住进上海精神病院。

　　1978年，平反后的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到云南开会，他参观石林时想起了电影《阿诗玛》，也想起了杨丽坤，回到宾馆怀着激愤的心情写了一篇散文《阿诗玛，你在哪里？》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不久《解放日报》刊登文章《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向人们披露了杨丽坤的悲惨境况，再次引起社会关注。这一年10月，文化部部长黄镇作出尽快给杨丽坤平反和落实政策的批示，几天后，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彭冲指示有关部门：第一，派最好的医生组成治疗小组，尽快治好杨丽坤的病；第二，杨丽坤的户口和工作关系转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爱人唐凤楼的工作由外省调入上海；第三，给杨丽坤分一套住房。

　　1979年元旦，历经坎坷的电影《阿诗玛》终于在全国正式上映，观众无不为杨丽坤的美貌和她塑造的阿诗玛惊叹，一致认为杨丽坤让五六十年代所有的女演员失去了光彩，当时的年轻人给漂亮的电影女演员打分，就是以杨丽坤为100分的评判标准。1982年，《阿诗玛》在西班牙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上获得最佳舞蹈片奖。

　　杨丽坤一生只演过《五朵金花》和《阿诗玛》两部电影，却给亿万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美丽偶像和完美化身。2000年，杨丽坤因病在家中去世，年仅58岁。她的骨灰，上海一半，昆明一半。骨灰送到昆明时，各界群众数万人含泪迎接，场面感人。她的墓碑，上海一座，昆明一座，墓碑上刻着“你轻轻地走了，什么也没给自己留下，善良和执著，造成了你悲惨的人生。”

　　（魏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