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您打开这本书时，或许您已接触过有关张伯驹先生的文章和书籍了。不过，这是一本与您阅读过的大不相同的书，这是一本在历史真实性基础上准确刻画出张伯驹先生命运、性格、精神世界及其人品的一本书。

　　那么，我是怎样写成此书的呢？起因是2007年夏，因参与家乡编纂《张伯驹先生追思集》一书，有幸更广泛、更深入地调研，研究了张伯驹先生的生平，获取了许多珍贵资料。这时我才感到，有关张伯驹先生的书籍、文章很多，且大都以“玩主”“名士”“大藏家”“国宝”命之，这与我心目中逐步明晰的张伯驹形象有较大差异。张伯驹已不像生活中的凡人，他的一些话更像剧本台词，我想这些书大概就是以“传奇”为主体的。传记需要“传奇”，需要趣味，但不能因“传奇”、趣味失去真实。这样，我更感到需要有一本严谨的朴实的本色的《张伯驹传》。

　　度才量力，我都难以承担这一庄重使命。但我有一颗执著的心，就毅然上路，且不管目标能否达到。

　　首先，我要写的是“传记”而不是“传奇”。不能否认，张伯驹传奇一生，亦平凡一生。我所不取的只是凭合理想象而虚拟的“传奇”部分。诸如真实生活中，凡人所不可能说出的豪言壮语之类以及群众中流传甚广，似乎已成定论的“传说”故事，特别是重要的大事和关键细节。例如“张伯驹被聘文史馆员是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意外发现了张伯驹撰写的挽联，当场交待周恩来办理的结果”。其实，这不是真相。张伯驹被聘文史馆员的曲折经过与毛泽东临时参加陈毅追悼会，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但这一“巧合”的广为“传说”和部分作家的书写就消弭了张伯驹真实生活中一段“溥溥大地锥无可立”的辛酸处境及其对无情迫害的抗争，还有章士钊先生的仗义执言及周恩来总理的关切等事实。因而，还是还历史的实况为好，否则，严酷的现实问题要靠“传奇”去解决，苦难的历史就被淡化。

　　因此，我的坚守就是：真实是传记之本。一个故事的价值依赖于它的真实性，如果是假的，那就分文不值。

　　那么，张伯驹在我心目中是个什么人物呢？从根本上说，张伯驹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也不是所谓的先进人物，他反而是一个固守传统，既不去适应也不会适应任何政治气候的文化人。正是这一点，才成就了他卓越的艺术成就，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坎坷的遭遇。就以张伯驹捐献其珍藏的8件文物珍品一事而言，反右斗争前，有人赞扬说他是真积极；反右斗争中，又有人批判他是假积极。其实，这些都不对。这是其“故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博大胸怀，经过深思熟虑的慎重抉择。而这一抉择远比毫不犹豫、痛痛快快的行为要深沉要伟大得多！“积极”“先进”一类词汇都是对张伯驹的误读。先进文化需要创造，传统文化需要固守与传承。

　　张伯驹就是一个纯粹地坚守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文人，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泊与坚韧。作为文物收藏与捐献大家，他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空前伟大的收藏家的历史使命；而他所固守与发展的京剧艺术与理论则成为中国京剧事业的宝贵财富。但是，张伯驹一生的文化艺术成就，在他自己看来，最值得欣慰的还是其词作，他曾郑重地说过：“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的确，张伯驹的词作，充分显示出他的天才。在他的词作里，我们直接感受到其一脉相承的宋词艺术的神韵与华美。

　　至于张伯驹的性格与人品，那就是博雅通脱、本色散淡、仗义作风、独立意志综合形成的独特个性。所以，在上世纪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他都能一如既往地恪守做人的根本。例如，被划为全国大右派的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去世后，张伯驹并不因“阶级斗争”的特殊氛围而畏惧，不计个人利害，前往吊唁。他是为着章伯钧“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而去的；不久，陈毅元帅去世了，他又撰写挽联寄托哀思，是为陈毅“功在国家，尚且被辱”而悲愤的。显然，张伯驹是在用同一种人品对待政治身份截然不同的人的。他坚守中国文人的良知与操守，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就是中国传统儒教的道德和风范。特别是在其后半生所遇到的各种风浪中，他的高风亮节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待人行事之中。

　　在本书的结构上，主要采取纵横交错式结构。张伯驹一生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解放前是其盛年阶段，也是其各种艺术成就逐步形成并达到成熟的阶段；解放后，其后半生则是固守中华文化传统，将其艺术成就贡献社会及其累遭灾难而愈显其骨气的阶段。在前一阶段，本书大体将其词作、收藏、戏剧、书画等交叉进行的艺事活动作横的并列式的叙述；而在后一阶段，则按时间的推移为序叙述。

　　张伯驹是一个时代的骄傲，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我们相信，悲剧不会重演，我们也更加祈盼，中华传统美德的复归，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