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长篇小说“桃花源”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格非的《春尽江南》瞄准了当下中国现实，思考在社会发展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思想变迁。《宋诗选注》香港版序言《模糊的铜镜》中，钱钟书先生说，这书“仿佛古代模糊黯淡的铜镜”，没有反映特定时代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他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不过，“也许这个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

　　格非先生的小说中，也有类似的铜镜意象。初读到这些意象，我以为又是格非小说中一贯的玄虚之物，应该见惯不怪。毕竟，在他笔下，树石、镜子都能发光，预示人物渺茫的命运。文学生涯发轫之始，格非便执著于描摹各种玄妙之事：寂静的声音、雨季的感觉、无果之旅、季节这条大船……人与景，晦昧朦胧；情与爱，转瞬即逝。大部分时候，格非摆出一副“不可说”姿态：仿佛只有他才明白那些字句间有什么微言大义，你还在猜想之际，他可能就已不奉陪，刚打个了照面，转身就走了。我的印象是，格非的小说，总是围着一个什么东西打转，这件东西可能是实在，也可能是虚无。“先锋文学”还是当红炸子鸡那会儿，评论家爱说格非玩的是“空缺叙事”，我倒喜欢叫它“逃避主义”。在我看来，事情往往不是“不可说”，而是“说不了”、“没本事说”。

　　很多时候，《春尽江南》的确有一种直面现实的决绝味。同时，《春尽江南》也追述了不久前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末，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谭端午惹了点事，躲在一座寺庙中。山林的阒寂，风物的优美，让他度过了“一生中最愉快的三个月”，也让他有了一种“置身于风暴的中心，同时又处于风暴之外”的体悟。其间，他遇到了少女李秀蓉，但不觉自己真的很喜欢她。两人共度一宿后，谭端午拿了李秀蓉裤兜里的钱，没有告别，一走了之。

　　相比《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更像是一本有大企图的愤世之书。小说中再次写到了乌托邦“花家舍”，已没有了匪帮的武陵桃源(《人面桃花》)、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山河入梦》)的光景，旧址上新建了一个现代高级会所，招待诗人开会，也招待诗人寻花问柳。前两部小说中，“花家舍”最后都被揭露是风雨如晦、腥风血雨的地方，《春尽江南》中，谭端午劝绿珠不要去云南搞“世外桃源”，且直接说：“毕竟，乌托邦这个东西，你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