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在1929年冬，省督学祁晋卿视察商水，留下了此地早期社会教育机关的相关记录。他在报告中说：“现有图书馆一处，阅报所二处”“民众阅报牌及报章揭示处共二十二处”。他浏览了各处民众阅报牌及报章揭示处，认为“每天粘贴报纸，尚无间断”，只是布局不甚合理，提出不能只“偏重县城及周口市两处，应设法向乡区推广”。他身临现场，感觉“均宽敞整洁”“每日阅报人数亦属不少”，不足的是“现有图书不多”。陪同的县教育局人士表示，将筹措经费，抓紧为图书馆订购一部《万有文库》。只是直到1931年，商水县教育局并没兑现《万有文库》的承诺。

　　1990年的《商水县志》显明，祁晋卿视察的这所民众图书馆，设立于1928年，地址在县城南关关帝庙。

　　至1932年，商水县民众图书馆经费又减了一些，全年只有240元，但业务却有所起色。据视察商水的省督学记载：这年，馆舍共8间，内分图书阅览室和藏书室，“图书共有一千零二十余册”，另订“杂志、日报各两份”；没有专职馆长，只设“馆员、勤务各一人”；附设的民众注音处，委请一位民众学校的教员义务兼职。或许这样的配置既能削减人头费，又能增强约束力，使从业者不敢敷衍。

　　省督学继续记道：图书馆的馆员和勤务，在阅览室内“陈列各项挂图”，读者“颇便参观”；在“前院设有阅报架两个”，因“靠近街市”，颇能“招集广众，自由阅览”；还“每日出简报一份，张贴各处，以广宣传”。

　　省督学的报告还记录了县城内的其他社会教育设施，如设于东大街的“第一民众阅报处”——“阅览室三间，设置桌凳尚称适合，陈列各项图表颇便参考”“有大公报、中央报、河南民国日报各—份，并另备揭示牌悬挂门首”“管理员一人，管理一切整理阅览事宜”。

　　这所民众图书馆后来怎样了呢？1990年《商水县志》说：“县民众图书馆还先后在周口、邓城、南陵、雾台等集镇设立民众阅览室，备有少量报刊供民众阅览。至1944年，日军侵犯周口，民众图书馆关闭。”对照史料，此说不准。

　　首先，分设各处的民众阅览室(实际是阅报处)，既不是民众图书馆设立，也不归民众图书馆管理。

　　1933年《商水县教育行政计划》说得明白：当年，全县只有三个“阅报处”。除民众教育馆附设一处外，还有前文提到的“第一民众阅报处”和设于邓城镇的“民众阅报处”。陈列十余种报刊，“由教育局负责订发”。各设管理员一人，由教育局“年支薪金九十六元”。可见当时的“阅报处”事务，与民众图书馆没有必然联系。

　　这份《教育行政计划》强调：现有的“阅报处” “未免过少”，要在“城内及县立学校所在地之各集市设置阅报栏数十处”，报章由教育局社会课“订购分发，各校负责保管张贴，以飨民众”；同时基于“乡村图书馆因限于经费迄未设立”的情况，将由教育局出面“筹设巡回文库”“轮流各区，以事救济”。至于1937年设周口镇陈州街的“民众图书阅览室”，主办机关乃国民党周口区党部，曾藏书1000余册，订报刊十余份。其创办时的书籍藏用以及不久后的“管理不善，散失殆尽”，更与商水县民众图书馆毫无关系。

　　其次，1933年后，商水县城的图书借阅业务逐渐为民众教育馆替代，民众图书馆已被边缘化。

　　阅读1933年《商水县教育行政计划》，可窥见此种明朗的趋向。关于民众图书馆，通篇只写一句话：  “本县图书馆仅有城内一处，书籍图表数量甚少，不敷应用，亟待充实。”究竟怎样“充实”，却无下文。而在“整顿计划”栏下，讲的都是“充实教育馆图书”的事。

　　1990年《商水县志》述：“1932年在城内南街鲁班庙创办民众教育馆。”其实，1931年的全省县级民众教育馆情况汇总表上已有商水的记录。馆长周铭鼎，年经费约400元。1933年，民众教育馆经费为420元，内分图书、阅览、游艺三部，图书部藏书200余种，另有《万有文库》一部。

　　注意，早在1929年，县教育局答复省督学祁晋卿，要为民众图书馆订购《万有文库》。1933年的藏书统计，却归拢到了民众教育馆名下。由此揣测，或许就在这一年，民众图书馆已归并于民众教育馆，无非对外仍旧保留原有称谓。1990年的《商水县志》还载：民众教育馆图书部的人气很旺，“借阅者颇多”“抗战时期遭到破坏，存书一空”。

　　讨论商水县就不能不涉及周口镇(周家口)。周口民国时期属商水县域，直到1949年才设市。这里的藏书借阅机构可溯至1902年。这一年，英国传教士博春臣到周口老街置办房产，创立“内地会”，在兴办慈善学校同时，创立一处“求实书房”，供人阅览。1948年，民主政权在老街路西创设文化馆，内附图书阅览室，星期日全天开放，平时每晚开放两小时。

　　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商水在冯玉祥第二次主政河南期间设立图书馆。藏书不多，却一度办得很有起色。1933年后，民众教育馆图书部成为当地承担图书借阅业务的主体。县境北部的周口镇，清末就有外来教会开办的公共读书场所，解放后，是河南省内最早开展新型图书藏用事务的市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