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

　　“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1月9日上午，在广东佛山两会南海区代表团的分组讨论现场，佛山市人大代表方明的上述言论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会后，方明坚持认为市民是需要教化的，她还表示，她在谈到政府与市民关系时，使用了“溺爱的孩子”这样的类比也没错，“必须承认，政府是一个管理机构”。（《广州日报》1月10日）

　　方明的上述言论并不存在被断章取义的可能，因为负责任的记者会下又采访了她，她也就“教化”、“溺爱”以及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做出了进一步阐释。可以确定的是，这位佛山市人大代表确实是“言为心声”，表达了她对政府教化百姓的期待。也因此，这样颇具“穿越感”的言论就愈加令人诧异，都什么时代了，为何总有人只想着教化百姓？堂皇的“教化论”后面，何以透出一股腐朽的子民味儿？

　　百姓不是惯坏的孩子，也不是温顺的孝子，更不是天然的刁民，而是享有宪法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什么叫公民？能“自觉地尽到义务，享受权利”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孝子、刁民云云，不过是某些习惯了对百姓颐指气使的官员污蔑性的称谓罢了。古代所谓“父母官”牧民，就是这种官民关系的集中体现。而一般民众，只能是被“牧”、被“驱使”的对象，权利并非固有，而是赐予的。

　　现代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早已不再是父子关系，而应该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对等关系。政府当然是一个管理机构，但不要忘记，这样的管理机构是由于民众让渡出部分权利，并出资供养起来的，其职责也并不是教化民众，而是负责全体民众的公共事务，为全体民众利益服务的。这也是所谓“公仆”的意义所在：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共利益。那种让百姓匍匐于政府下面、接受教化的说法，实在荒诞。

　　在现代法权关系下，政府和民众之间是权力与权利相互博弈的关系，政府要限制膨胀的权力，而民众则要主张合法权利。民众对于政府施政的不同意、不服从，不仅不能构成刁民的要件，反而正是公民意识的体现。以社会普遍关注的政府强拆为例，按照方明代表的上述说法，那些利益明显被损害的“孝子”是不是就必须服从？一旦表达不满、不服从，是不是就一定是“不合理要求”，就一定是刁民？

　　只要政府能够完全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行事，只要公民能够自觉地遵守法律，尽到义务，主张权利，则教化之类的事情，实在就不劳政府操心了。政府是否越权、民众是否刁民，应该让法律来作裁断，而不是任由官员指认。人大代表肩负人民的期待，理应积极倡扬公民意识，警惕政府越权，岂能还在那里抱残守缺，坚持所谓“百姓是教好的”这样的腐朽观念，强调百姓身上的“刁民”可能，自认子民？

　　“匍匐在绝对专制下的奴隶，往往称臣民甚至子民。”著名学者王学泰此前曾撰文疾呼，要清除子民意识，强调公民意识。他还说，“百年来，这些都是学界反复讲、讲烂了的问题，但直至今日，许多做教育工作的人对它还是缺少警惕。”遗憾的是，这些反复讲、讲烂了的问题，仍不时沉滓泛起，穿越时空而来。此情此景，不免令人浩叹。看来，公民意识的树立，任重道远，并不是短期内能够见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