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楠之                                  

　　2011年6月1日，石家庄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婴儿安全岛”，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临时庇护场所。截至今年1月底，共发现弃婴26名。这一行为引来了不少争议。有人认为，设置专门接收弃婴设施，鼓励了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任的事，会变相纵容弃婴行为。（2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对未成年人进行性教育，告诉他们在发生性行为时应该戴上安全套以保护自己和对方，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或教育机构是在提倡婚前性行为，而是在婚前性行为不可避免地发生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很多地方的志愿者甚至是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卖淫场所进行宣传，给性工作者免费发放安全套，倡导安全性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或卫生部门就是在提倡卖淫嫖娼，而是卖淫嫖娼不可避免地发生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

　　这些事情虽然都不是社会所提倡的，甚至是有关机构极力打击的，但是，当这些事情的客观存在不可避免时，我们必须在承认其存在的客观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危害——反对和打击的目的，不也是为了减少其危害吗？

　　同样的道理，弃婴是不被社会道德和法律所认可的行为，遗弃婴儿的人甚至面临法律的惩罚，但是，在弃婴不可能杜绝的情况，怎样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弃婴儿的生命与健康，才是最人性的选择。打击遗弃婴儿是公安机关的职责，而收养弃婴则是福利机构的职责。福利机构所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让弃婴的生命、健康以及之后的成长得到最大的保障。

　　之所以出现争议，与福利机构的官办性质也不无关系。毕竟，打击遗弃婴儿也是政府部门的责任，而官办性质的福利机构却在收养婴儿，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左右手互搏的感觉，存在伦理上的悖论。所以，鼓励发展民办福利机构也是解决这一悖论的一个好办法。

　　福利院所要做的不是改变产生弃婴的原因，而是对待弃婴行为的结果。弃婴产生的原因，有贫穷、疾病和不负责任等，很多时候，因贫穷、疾病而导致的弃婴行为有很多迫不得已的原因，如果相应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制度更完善，一些因此而产生的弃婴行为或许就可避免。所以，有关部门需要做的，不是讨论需不需要设立弃婴安全岛，而是完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制度，以消除因制度不完善而导致的不得已的弃婴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