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出生在甘肃省康乐县的丁哈坪村。父亲舒映川，按我家祖辈的惯例，从八岁起，他到离家不远的西蜂窝寺当喇嘛，直到十八岁，我伯父去世，我爷爷兄弟三人无男丁传宗接代，我父亲才还俗，结婚生了我。

　　1957年初中毕业时，图画老师何世荣鼓励我报考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预科，何老师曾是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的秘书，懂英、日、德文字和藏文。我当时报考成绩最差，但因自编自画的两套连环画，被系主任刘文清老师看中，破格录取。

　　1958年，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合并到新成立的兰州艺术学院，1959年我升入国画专业本科。从那时起，我的家庭发生了很大变故，父母相继去世，弟妹由三舅领养，我毫无收入，开始了极端贫困的大学生活。

　　全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甘肃尤甚。我是农村来的，饭量又大，一个月的饭票半个月就用完了，下半月向别人借，有时一天吃二两，或忍着不吃饭。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没有办法，有时只好到黄河里捞鱼，用土制的通电装置煮鱼，差点触电，还有下课后，到农民的地里挖菜根子。我从一楼到三楼教室，要休息三次。有一次到兰州工人俱乐部听老师洪毅然讲解大众美学，在公共汽车上，我身上的饭卡被盗，学校不补发，只得请了一个月假，回老家帮朋友盖房子混饭吃。

　　虽然饥肠辘辘，但我的学习热情却很高涨，除了认真完成课堂作业外，对艺术概论、美术史均悉心研究，对博大精深的古代绘画崇拜得五体投地。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宋代山水画家范宽和赵伯驹，明代的仇英，清代的石涛、八大、虚谷，近代的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都是我顶礼膜拜的对象。

　　我的文化课成绩也很好，上预科时（相当于附中）我的作文几次被中文系老师拿给中文系本科生朗读。

　　每天早起，我第一件事是朗读古代诗文，作画时尽可能发挥创造性。

　　当时长安画派的石鲁，第一次用中国画表现黄土高原，对我启发很大，我开始对着甘肃的山水写生，头戴草帽、身背水壶和画夹是我的打扮。我画过兰州的桑园峡、白塔山、五泉山、兰工坪、关山等，也画过洮河浮桥，康乐的虎狼关、莲花山，广河的古城，和政的滴珠山和松鸣岩、临夏的北塬，榆中的兴隆山等等。有人问我：“你四处写生花了多少钱？”我回答：“一分钱也没有花。”我当时身无分文，一贫如洗，外出写生有时住在同学、朋友家里。有时天晚了就敲农民家的门，说明原委，要求借宿。虽然与主人不认识，但淳朴的乡情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不但能过夜，还能喝汤汤儿（农村因困难时间持续很长，人们已经把真正意义上的吃饭叫做喝汤汤儿）。有一次，到一回族农民家借宿，正好男女主人新婚，没有地方住，新郎、新娘和我在炕上坐了一宿，我给他们讲故事打发时光。

　　我的画得到了山水老师王岳云先生的肯定和鼓励，却遭到了孟英声、肖树淳老师的严厉批评和否定，说我的画很俗气、太黑，说我的心理阴暗，弄得我很苦恼。我查了画论，说俗气是天生的，要除去的唯一办法是多读书，这我可以做到。说我的画黑我想不通，李可染先生的画比我的更黑，画黑与人的心理阴暗没有直接关系。尽管如此，我与孟、肖二位先生的关系很融洽，我也很尊重他们。

　　我抓紧时间学习。晚上开夜车到很晚，同学们都睡觉了，我还在教室作画。因为我很晚回宿舍，同学有意见，说我影响了大家的睡眠，就把宿舍门反扣起来，我只好从门上面的小窗爬进去，走路轻手轻脚，就像京剧中时迁偷鸡似的，后来同学把小窗也钉死了，我进不去，只好回到教室，在画桌上过夜。

　　1960年，我校在武威黄羊镇办了一个农场。这个农场在戈壁边缘，不远处有古长城。我们拖着疲乏的身体，干着繁重的农活。当时找烧饭用的燃料特别困难，劳力要去长城外拾柴禾，所谓的柴禾只不过是戈壁滩稀稀拉拉的芨芨草和骆驼刺。我每次干这种活都把速写本带上，抽空画劳动场面。柴禾捆好，背在身上，返回的路上遇到大风，连人带柴禾刮翻在地，速写本也飞上了天。

　　1962年，兰州艺术学院撤销，我们又回到甘肃师大（后改名西北师大）。同年赵望云先生的祁连山写生画展在兰州展出，我如饥似渴地在展会上临摹他的作品。有一天，赵先生由汪岳云先生陪同在展会上看了我临摹的画，便指着我问汪先生：“你说的那个学生就是他吗？”汪先生点头说“是”。看来，汪先生已把我的情况向赵先生介绍过了。汪先生多次跟人讲：“我在全国的许多大学任教，从来没有遇到舒春光这样的好学生。”那天，赵望云先生给我讲了很多，但围观的人太多，我被挤得浑身冒汗，赵先生讲的内容记不清了。

　　在兰州求学的日子里，生活的难关，一道又一道横在我的面前。我姑父劝我退学照顾家庭。三舅也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但他有远见。有一次我从他家出来，身上背着大号画夹上山写生，村里人指着我的背影问三舅：“你外甥背的是啥东西？”三舅风趣地回答：“那是他的自留地。”他还对我说：“你现在是把碌碡（农村碾场的石滚子）拉到半山上了，快到山顶了，一松手就滚下山了，前面的努力就白费了。你一定要咬着牙，把碌碡拉到山顶。”三舅朴实的忠告，给了我完成学业的勇气。

　　除了生活的困顿，政治的压力也如影随形。因为我的专业好，就成了只专不红，白专道路。这顶帽子的分量越来越重，其中增加了落后甚至反动的成分。美术系开会，多次点名批判我，甚至省美术界开会，也举我为例。我被列入“被处理”的对象，成天提心吊胆。一次，系里总支开会研究“处理”我的事情，刘文清先生进来了，问明开会的内容，刘先生说：“舒春光这么好的学生怎么能处理呢？这个学生太好了，好得不得了。”他越说越激动，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开会的成员个个面面相觑，会开不下去了，“处理”我的事暂时搁置了。

　　毕业后的工作岗位，只能服从组织分配。我爱甘肃的山山水水，她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但觉得探索边塞山水画有局限性，就把目光转向古代边塞诗的发祥地新疆。正好有分配新疆的名额，想不到申请被第一时间批准了。

　　五十年过去了，我在新疆工作了三十多年，又在北京工作了近二十年，不论事业取得多么好的成就，在兰州求学的经历，总是刻骨铭心。

　　黄河波涛奔涌而去的是我的白天和黑夜；雁滩水车的吱呀声是我跋涉的进行曲；河西走廊的大漠开阔了我的胸襟；朴实、勤劳的家乡父老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我艺术的第一张蓝图是在陇原大地上描绘的。

　　我在兰州的求学之路充满着艰辛，甚至苦难，但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年有人与我有过节儿，也是大环境造成的。我原谅他们，他们后来也吸取了教训，好自为之了。

　　我感谢艰辛和苦难，因为它是我难得的精神财富；它是我骨中的钙，汗里的盐；它是我艺术大厦坚实的基础；它是我艺术之帆启航的码头；它更是我魂牵梦绕的心灵圣殿。

　　■舒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