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飞

　　4月25日，广东肇庆市公安部门对外公告，凌晨5时30分，犯罪嫌疑人董某拿起扁担，疯狂追打公安民警。多次口头警告和鸣枪示警无效，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警察被迫开枪自卫。受伤倒地的董某，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消息一出，外界评价不一。有网民惊讶：嫌犯或罪不至死，警方不无滥用枪械之嫌。另一方面，不少民众力挺警察，袭警风气断不可长，妖魔化警察不啻理盲而情滥。双方激辩正酣，未有定论。

　　近年来，重重压力下，警方现场击毙嫌犯消息，时有所闻。2009年，贵州安顺市一派出所副所长张磊，闹市连开五枪，击毙两人。对此，舆论哗然，议论纷纷。反观我国警界内部，同样抱怨连连，相比美国同行，中国警察算得上谨小慎微。

　　2006年，大连火车乘警被打死也不敢开枪，令人闻之唏嘘。20年来，全国因公牺牲的民警达6000余人，负伤的10万余人。有人将此概括为：“时时有流血、天天有牺牲。”中国警察腹内辛酸，有谁能知？

　　就法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三十五条，白纸黑字强调：以暴力、威胁方法拒绝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现有警察涉枪管理的法规规章，全为2000年立法法颁布前制定，不属法律，位阶不高。同2004年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多少也有落差。

　　以1996年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为例，第九条规定人民警察判明有十六种暴力犯罪的行为情形，危及公民生命安全的，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

　　以上多项条件，首先足证，警方开枪门槛不低，不能恣意而为。其次，法律上“可以”与“应当”大相径庭，并非随意可开的“空白支票”，警察理当谨慎观察，以临渊履薄心态审慎行使。最后，何谓使用武器，在法律上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亟待公安部以规章形式予以明确细化：何时对天警告性开枪，何时允许直接对嫌犯射击，何时可以射击嫌犯非要害部位，何时方能射击嫌犯要害部位。

　　一言以蔽之，警察使用武器，万万不可与当场击毙划等号，其理甚明。1999年，公安部《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功亏一篑，未能有效衔接国务院法规，仅细化不许使用枪支七种情形，对最为关键的何时可以开枪，全无着墨。

　　放眼海外，日本对警察使用枪支，规定极为细致：首先，避免因使用枪支进一步刺激犯罪分子；其次，用枪指向犯罪分子，起不到威慑作用时，可向天空等安全方向开枪；再次开枪时，要警告对方“我要开枪了”；警察如果在执行任务中开枪，事后要向上级做出详细报告。

　　美国警方更有非致命、例外性、最后选择与及时抢救四大原则。各国大多强调警察开枪被动、被迫，别无选择下，为保护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安全、公共利益而开枪，以赢得民众认同，得到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平心而论，警察值勤间不容发，能否具备足够之判断能力，争议不小。高度压力之下，保持清楚头脑、作出正确判断，谈何容易？要是遭遇正在作案的恐怖分子、肆意行凶的劫匪，警察畏首畏尾，不敢将责任一肩负起，损失势必无法挽回。事后舆论汹汹，争相指责警察失职无能，未必公允。

　　开不开枪，警察一念之间，生死一线之隔。不到最后关头，非到万不得已，警方不宜擅用警械，动辄当场击毙嫌犯。警察须牢记自己不同于普通军人：凡事先判明动机，而非直接开火；恣意开枪产生法律责任，而非不计后果；阻止犯罪是警察动用枪械的最终目的。

　　现实当中，我国警察智勇兼备，巧妙化解危机案例，不胜枚举。君不见，2010年7月19日，河北邯郸县河沙镇发生一起劫持人质案。嫌犯钢刀在手，人质危在旦夕。为了确保人质安全万无一失，警方紧急派出狙击手随时待命，准备当场击毙嫌犯。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女孩冲进指挥中心。原来嫌犯与被劫持者正是孩子父母，双亲感情破裂离婚。人伦悲剧一触即发，叫女儿情何以堪？

　　人心都是肉长的，问清原委，邯郸警方火速改变策略，强攻变为智取。攻心战术，果然奏效。屋外女儿泣不成声，屋内嫌犯方寸大乱。特警乘此机会，一举拿下。一场即将上演的惨剧得以避免，整个事件终以喜剧结局落幕收场。

　　面对缺乏法律有效指引，陷入生死两难考验的中国警察，委实不易。万万不能让警察流血又流泪，同时也不容极个别警察滥权。呼吁全国人大效仿法治先进国家，及时修改刑法，袭警入罪，司法严惩，谁曰不宜？公安部更应尽快修法，明确规定警察开枪须遵循目的正当，手段必要、限制妥当的基本原则，三者缺一不可。

　　徒法不足以自行，警察身为“持枪文官”，尤应强化“人民警察”的荣誉感，亲民爱民。企盼各地警方智勇双全，不让枪下留人、法网容情的邯郸警方专美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