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都不在身边，老两口挺寂寞。我坐在阳台上，仰望皎洁的明月。今天是二姐忌日，我回乡纪念她，顺便带回芦粟。我拗断一根芦粟大嚼，甜津津的，但心头掠过一丝惆怅，一分失落。

　　芦粟啊芦粟，你不起眼，却始终不渝陪伴我们这辈上海人。

　　郊区一向富裕，我父亲又是镇上的中医，建国初，我家算得上小康。可是，上大学前，我吃的零食不外乎茅针、桑葚、毛豆干、胡萝卜干、青玉米、爆米花等，而不花钱的美味当推芦粟。父亲贪租金便宜，在农村租房。租房是连宅基地的，母亲便带姐姐们和我种蔬菜、杂粮，当然也种芦粟。芦粟籽发红了，我便迫不及待，经母亲批准，拿把菜刀，“喀嚓”一声砍下一棵。姐姐们捋叶、去梢，然后晒干：梢可扎成扫帚，叶、皮冬天可烧火。姐姐们只可一人拗一节，撕成皮条，剪成斜口，往肉里一插，嗨，一盏小灯笼！姐姐们得等我欣赏这“艺术品”直到厌倦才可吃掉，因此，她们常吃干乎乎的芦粟。姐姐不让我撕皮，因为这得有点水平，否则，剃刀般锋利的皮割破皮肉，甚至深可见骨。不过不要紧，从皮上刮下白霜般的粉一抹，捏几捏，不出一星期，伤口愈合，没疤。

　　说来也可怜，有年夏天，骄阳似火，蝉鸣如雷。一个小贩骑自行车到村头，“惊堂木”敲得木箱震天响。他扯开大嗓门吆喝：“赤豆棒冰，五分一根！”我刚上小学，赤膊赤脚蹦进门大叫：“姆妈，买三根棒冰！”母亲一听，瞪大双眼怒喝：“什么？三根棒冰！你……”见她扬起右手，姐姐眨眼睛，我掉头就逃，傍晚才溜回家。晚饭后，乘凉时，父亲打断母亲的数落，慢条斯理地劝说：“何必呢？我们劳劳碌碌，为谁呢……”第二天，母亲收拾一堆破烂，恩准姐姐们带我卖掉。我拉上比我大十多岁的姐姐们，换来两包橄榄，和姐姐们分吃了五天。我至今还会哼小贩拖腔拉调、令人垂涎的叫卖歌：“脚踏车，卖橄榄，一分买两只，十一只卖五分！香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老太婆吃了眼睛多，新娘子吃了肚皮鼓，大姑娘吃了奶奶大！”

　　我大女儿是“文革”时出生的。她幼小的心灵中，郊区姑妈就是各种零食丰富的小店老板娘。我常告诉她，故乡啊，故乡，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小桥下清清的流水“哗哗”淌。傍晚，我把菜刀插在腰间，拖捆芦粟，赤脚行走在乡间小道上。远处，夕阳的余晖染出大片金色，老牛“哞哞”叫，小狗前窜后跳地吓唬一步三摇归棚的鸭和鹅……她天真地直叫：“爸爸，我长大种田去！”她哪会知道，我们这代人生不逢时，丰收的喜悦背后是劳动者的艰辛，芦粟的甜汁饱含生活的苦涩。

　　改革开放多年了，二姐几乎年年送土产来。已经工作的大女儿说：“姑妈乘长途汽车，再摆渡，花这么些钱送来，何苦呢？要吃，浦东也买得到。”妻子也时常提醒我：“她已年届甲子，空身来看我们已不错了……”我总说：“让她送吧，我是她的小弟呀！”凡送来芦粟，我当二姐面就吃，当然，皮由她撕。

　　二姐病逝前，我到医院探望。她问我：“弟弟，你还记得爹爹的一句话吗？”我问：“哪一句？”她闭上眼睛说：“衙门钱，一蓬烟；生意钱，几十年；种田钱，万万年。”

　　二姐，你尽管仙逝了，不过你放心，弟弟仍会吃到外甥特种的芦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