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胡展奋出版随笔集《我的最后一张底牌》，网上评论一片叫好，急急找来一看，果不其然。

　　一边是全球化、消费主义的巨大盆景，一边是黄仁宇所指称的“文官集团”在操控资源。文章怎么写？有写软文的，赞颂“拜物教”，宣扬物质比人心温暖；有写饰文的，如南怀瑾所言，过“自欺、欺人、被人欺”的生活。

　　然而看了胡展奋先生的《我的最后一张底牌》，竟得大趣，心结顿开。

　　一直以为，媒体人不仅对真相负责，而且对自己负责、对历史负责，才是大记者。展奋君两获《南方周末》年度传媒人物奖，一获腾讯网年度传媒人物奖，正是褒奖他这种负责任的职业精神，中国“士”之传统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说法，中国“侠”之传统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说法。记者之大者，亦士亦侠。于此，展奋先生好不快活。

　　媒体人做到此点，已具独立人格。仍要向上，则须探微索赜，成为作家型记者或学者型记者。读展奋先生大作，痛快淋漓，深通“非虚构、观念”写作的精髓。每每时事论来，尽弃当前俗论。他往往独抒己见，鲜活生动，如酒后酣谈。

　　中国的作家，民国以降之文体大致三来源：一是文言“涵泳”白话文的传统；一是庙堂官腔传统；一是翻译腔的传统。优秀的作家，在句式上，须慎而又慎，否则，不是滑入庙堂泥沼，就是追赶洋腔时髦。能保持“老派”宫商的，展奋先生当仁不让。他的文章，短句见长，抑扬顿挫，有五彩之色，金石之声。他的人，也是清峻矍铄，极具绍兴味道。“海派”加“老派”，展奋先生的风雷文章，早在十几年前，便评品、捧读过。那时的《记者胸闷》，如今的《我的最后一张底牌》，皆有孤愤之气，不见于朝野，不平于世间，却又惬意于山水与食色之间，引啸于旁观与酒醒之后。

　　像“美国最近不美”这样的妙笔开头，自然是不能不引人往下读；而如“现在还有为咖喱说话的吗？胖姑的暴力开始了”之类的结尾，其张力之大，意韵之宕跌，则近乎神笔了。老愚先生言，他的文气上接鲁迅。我觉得可再前追，有明清话本的痕迹，《聊斋志异》、《三刻拍案惊奇》、《儒林外史》的影响，实则是有的，那才是他“底牌”——以此翻新而写时文，实在是读者之福，软绵醇厚，辛辣芳香，如饮美酒。

　　展奋先生本是“旧式文人”，他身上的“底牌”，还维系着往日报人传统，而并不仅仅为稻粱谋。报人有报格，正是此报格，将媒体与文章拿捏在一起，遂恰到好处。

　　这便是媒体与人及文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鲜有人提及，也多少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事实上，不管媒体如何趋新，报人的“底牌”仍须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