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豫东项城农村,1965年,我初中毕业回乡务农。当时，党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全国正轰轰烈烈开展学习下乡、回乡“知青”楷模——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的活动。我决心向他们学习，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自觉投身到家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说了算，立志干。当时俺村三四百口人，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村里除了学生课本外，几乎找不到一本文艺、科技类书籍，找张报纸都很困难。乡亲们过的是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猪为过年，养鸡、养鸭为吃盐”的穷苦日子。文化生活极其单调、匮乏，每年能看场电影或听场小戏，就是最大的艺术享受和精神大餐了。为使乡亲农闲有书看、文化生活丰富些，我决心在村里办个“小书屋”。说实话，那时生产队一个劳动日才毛把钱。家里穷得丁当响，吃盐、点灯的开销都靠鸡下蛋。建 “小书屋”实属不易？为实现理想，我绞尽脑汁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 “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的主意：一是卖掉二姐从新疆给我寄回的一双新球鞋和家中淹的23个咸鸡蛋，买回石灰，把叔叔移民湖北后留下的3间草房进行修理、粉刷后做书屋；二是利用空闲时间找村里的年轻伙伴拉土和泥、脱坯，在书屋内垒起书架、书桌、坐墩等内部设施；三是请家在县城的吴洲、王署光等5个干部子弟学友帮忙，为我搜集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过期或淘汰的破旧书刊、杂志。我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凭借各自的优势（有的父亲是县委领导，有的家人在图书馆或机关、学校工作），经过一番努力，为我搜集到《大众电影》、《人民画报》、《铁道游击队》、《西游记》等杂志、连环画300来本，《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农民报》等报纸500多份，使我的“小书屋”如愿开张了。当时，家里真比过年还热闹！前来看书、看报的村民络绎不绝。年轻人在这里看小说、读新闻、学科普知识；老年人在这里翻画报、瞧电影明星照、欣赏国内外旖旎风光；孩子们只要不上学，就成群结队钻进书屋，陶醉在孙悟空大闹天宫和铁道游击队里……很多邻村村民也赶庙会似的闻讯前来看热闹！ “小书屋”一下给沉寂的乡村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由于农村缺电，为满足村民晚上看书、读报的愿望，我又恳求在东北本溪工作的大姐夫给我寄回10元钱。买了一盏马灯、10斤煤油和一块黑板，使“小书屋”成了村民休闲、娱乐、交流、沟通的好去处。后来，村里还在“小书屋”办起了夜校、成立了文化宣传队，并推荐我当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伴随“小书屋”的红火，那时，我也成了三里五村小有名气的回乡知识青年。

　　1965年年底，我当兵离家，“小书屋”交村里一青年伙伴管理。据说， “文革”中“小书屋”被冠以“小黑屋”而被捣毁。

　　(刘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