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鸟作为我们颍河镇走出来的新一茬作家，这两年在小小说界的各大刊物上出镜率比较高，作品一篇一篇被转载，来势汹汹，名气不知何时就波震到了省文联。一次宴会上，作协秘书长陈麦启老师专门夸奖了他。作为红鸟的同学和邻居，看到他有今天的成绩，我自然高兴。红鸟爱上文学大概比我还要早些，十几年的奋斗，十几年的坚守，十几年挣扎，狂热和沉寂之间的苦楚大概只有在文学里挣扎过的人才能够理解。卡佛的老师曾经对卡佛说过，如果你能忍受住十年的孤独十年的冷眼相瞧，还走在文学的路上，那你就能成为作家。

　　红鸟坚持住了。

　　红鸟热爱文学是从实验主义小说开始的，余华、墨白、格非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的小小说游走在现实和“先锋”之间，自然也是有根可寻的。比如《我被谋杀》就明显浸染着格非的味道，书写一位对母亲有仇恨心理的精神病人准备谋杀母亲时，不想“竟中了其父用来威胁其母李氏的子弹”，而枪正是他为谋杀母亲而备的。这种“未知”和“偶然性”的母题在格非的小说里很多，都来自于《小径分岔的花园》。但可喜的是，红鸟在小说的最后“翻”一下，“我永远地死去了。我自己谋杀了我自己”。直接将思想“翻”到偶然性和未知之外，升华到了对社会、对人生的反思高度。想必在构思这篇小说时，红鸟是下了工夫的。如果细节选择再精简一些、缜密一些，可能这篇小说的艺术价值会更大。

　　虽然红鸟出身“先锋”，但我个人觉得他小小说的成绩更多的是写实部分，比如说《去北京看北大》中，写李金榜对“北大”从“向往”到“神往”的一生。《娘的菜园子》中，白描出母亲这个老式农民对土地的眷恋和厮守，《跪在妈妈像前》中，通过一个傻母亲书写出的本能母爱……都透视着对人生对社会的洞察。除了零散的主题思考之外，红鸟的小小说更多是在弘扬善良、书写朴素的人和朴素的情怀。像《思念一只乌鸦》、《冰雪美人》、《越位》、《一票难求》等小说中，矛盾冲突制造的都不错，书写了人在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中，对道德底线的坚守。比如说《一票难求》，谭渔在碰到农民工追讨工钱时，惨遇歹徒。农民工没有因为谭渔赖他的工钱落井下石，而是选择了对道德底线的坚守，选择了大善，勇斗歹徒，救了谭渔。《越位》中，在“我”偶遇桃花运的当儿接到妻子的电话，决绝地从宾馆里走出来。面对当下混乱的社会风气，“我”的毅然离开，也是对道德底线的坚守。《思念一只乌鸦》中，继女一直把继父当仇人，背地里喊他“乌鸦”，可在她身患尿毒症生命垂危之际，继父这个从来没有得到过女儿的爱的男人，竟给了女儿一个肾……

　　红鸟的小小说写得比较老实，就像他的人一样，透着朴素的品质。不过一气儿看了他的十几篇走红的小说，欣喜的同时，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小说的细节选择太过于随意，这是不少青年写作者的弊病，可能是为了推动主题思考之急需，细节的选择中“想当然而为之”的意味比较浓。比如说，《跪在妈妈像前》中，母亲这个傻子为什么会织毛衣，而且一织十八件，让儿子一年穿一件，一直穿到十八岁……如果这种超出日常经验的异常情况存在的话，那你就应该交待出来它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和原因，如果不交待铺垫出来，硬这样想当然地去写，自然就假气了，偏离了艺术真实。还有《奶奶与鹅》、《去北京看北大》、《冰雪美人》等不少小说里，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细节选择过于随意的问题。按照艺术真实的底线来讲，细节的选择看似随意，却又是万万随意不得的。也就是说，细节看似为主题，但又不能刻意为了主题而主题，要随着故事走向让它们自然生成，才能达到“无为”之境界。这个自然生成，是多方面的因素挤出来的，人物性格、时代背景、故事走向等诸多小说因素合成作用下的产物，不但要照顾生活逻辑性，也要照顾艺术的逻辑性，用中国话说，就是事儿挤到那儿了，不得不这样了，才能够达到在“情理之中”艺术的真实。鲁迅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个“选材要严”里其实就包括着细节选择的严格和缜密。当然，我在这里说的，还属于浅层上的艺术真实，或者说是写实主义里的艺术真实。更高层次的艺术真实，那需要超强的思维能力方可达到。

　　希望红鸟在以后的创作中，去掉“想当然”成分，不要因主题思想的急需而乱抓细节，在小说创作中，要挤出艺术的“必然性”，用“有为”打造出“无为”的艺术效果，以便走得更高、更远，一举成为颍河镇作家群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