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典则同志是我的老校长，他思想进步、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平易近人，如今周口60岁以上的老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提起他都会伸出大拇指。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作为学生，我脑海中常常浮现他的音容笑貌……
思想进步 敏而好学
李典则名正型，1899年1月24日生，原籍河南省西华县黄楼村，新中国成立后定居周口市。幼年从其父李敦仁（清末己酉科拔贡）读儒书，后在周口致远高等小学堂就读，敏而好学，成绩优异。1922年，致远小学数十名毕业生，只李典则一人考入河南省立第二师范（校址在淮阳城内）。毕业后，于1930年秋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大学。
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在该校活动相当活跃，李典则同志深受影响，积极参加了宣传鼓动工作。一天，国民党特务突然窜到美专搜捕共产党人，当时有位党的地下工作者将党的机密文件交给李典则，他机警地藏在厕所茅缸里，并用荷叶遮盖缸口（该校常用荷叶盖茅缸），使这位地下工作者幸而脱险。
1933年夏，李典则从上海美专毕业，被淮阳县立师范学校聘为美术教师，1935年10月接任商、淮两县联立中学（校址在周口南寨西门里黄杏樵）校长，曾聘请当时教育界知名人士彭正浩、李玉亭、张君膺、鲁雨苍等任教，他对学生学习和纪律要求严格，教学质量蒸蒸日上，使商淮联中在周商一带颇有声誉。
千方百计 掩护同志
张君膺系我党地下工作者，他在学校暗暗开展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周口市党部书记马道本发觉，向河南省绥靖公署秘报，绥署电令驻周口特派员周济武，会同当地警察局逮捕张君膺，镣解绥署。周济武将李典则叫到他的住室，告知逮捕张君膺的密令，李典则故作镇定地向周说：“周口就这一所中学，如果在这里逮捕，群众知道学校里有共产党员，谁还敢让孩子到联中来上学，这样联中不就垮台了吗？张君膺是荥阳人，学校很快就要放假，他回家势必经过漯河，如在漯河逮捕，周口群众都不知道，学校也不受影响。” 周济武接受了李典则的建议，决定在漯河实施逮捕。李典则回到学校已夜深人静，他悄悄告知张君膺，让他迅速离校，并再三叮嘱，千万不要走漯河，张君膺才幸免于难。
1938年10月，党的地下工作者、七区专署督察长郝久亭，在周口西郊胡营村召开党的秘密会议，何可人、孙思贤、杨仲民等均出席会议，李典则应邀列席。会上决定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并决定由专署推荐、商水县政府委任李典则为三区（邓城）区长，杨仲民为区员。他俩任职后，积极组织地方武装，准备与西华县共产党胡晓初部会合，进行抗日游击活动。不久，他们的活动被驻邓城的军统特务觉察。一天，这个特务约李典则到他家，突然问：“李老师（因他老婆是李的学生），你们区里有个姓杨的共产党员吗？” 李典则同志早有思想准备，便毫不迟疑地反问道：“我是县政府委派的区长，如果我这里有共产党，还用你来问吗？” 弄得这个特务很尴尬。转眼看见典则同志身上披着狐子皮袄，他羨慕地说：“李老师，你这件皮筒子怪出色呀！” 李典则慷慨答道：“要想穿，这就送朋友！” 说着便把皮袄脱下，披在特务身上。数日后，特务邀请李典则到他家做客，李大胆地偕杨仲民同志作陪，并当面向特务说：“仲民是我的好友，当然也是你的朋友，今天咱们聚会欢饮，就等于‘三结义’了。” 通过如此周旋，这个特务也无可奈何了。
李典则同志在邓城任区长不到半年，终因“红头”嫌疑被国民党政府撤职，被商水县立中学聘请，任教务主任。当时，商水县党部书记尚瑾忠，对李典则倾向共产党非常忌恨，对黄楼小学教师、我党地下工作者张西康同志的革命活动有所觉察，与商水县政府密谋逮捕张西康，嫁祸李典则。典则同志获得这一机密后，深夜悄悄离开学校，翻越城墙，急行20余里，蹚过沙河，潜回黄楼告知张西康，让他星夜转移。李典则同志于黎明前赶回学校，师生们无人发觉。次日，商水县政府果然派遣军警奔赴黄楼小学，逮捕张西康，扑了个空。
发动学生 宣传抗日
1937年4月，李典则同志到商水县立第三小学（校址在周口南岸平王庙）任校长，对蒋介石顽固推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殃民政策极为不满，他同进步教师李玉亭、李俊亭、张侠、朱贡禹、王馨浦等，以商水三小为基地，组织发动全校师生，先后在周口镇内、郊区，商水，西华及淮阳等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抗日救亡活动。一是向学生及家长宣传抗日救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二是组织师生散发《抗战三日刊》，张贴新闻墙报，激发群众抗日情绪；三是募集“救国捐”，慰劳抗日将士；四是组织歌咏队，公演街头剧，深入街道、农村，利用集市舞台，大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等抗日战歌，有力地唤醒了群众。
1944年夏，日寇大举进犯中原，周商一带相继沦陷。李典则同志毅然中断教学生涯，从邓城返回故里黄楼，过起田园生活。一天，汉奸头子任赞亭带领人马来到他家威胁说：“老表（任和李有亲戚），请你务必在三天内凑集10支枪给我送去，否则，别说‘对不起’，咱们到皇军鹤杏佛那里见！” 典则同志只好假意应允，任一走，他即只身逃往漯河，以卖画做掩护，却暗地里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为了表达抗战爱国的决心，先后给三个儿子取名“抗”、“战”、“建国”。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李典则同志结束了田园生活，重新回到教育战线，再次出任商水三小（在大王庙）校长，笔者当时在该校上五年级。次年春，他在周口南寨陆陈会馆创办私立豫东中学，1947年春，国共两党展开拉锯战，时局不定，学校经费无着，教师生活无法维持，李典则同志夜以继日绘出国画数十幅，亲自裱糊，然后请教师分送给当地富商绅士，使其慷慨解囊，从而缓解了学校经费的紧张。
为党为民 积极工作
1948年，周口解放了，全市一片欢腾。次年春成立周口市公立中学，市政府任命李典则为该校副校长，主持教务。当时周口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干部奇缺，李典则同志动员了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参加工作，如今，已有不少人走上县、市、省领导岗位。
1950年“土改”时，国民党国大代表、周口开明绅士李绍遽，因对党的土改政策不够了解，疑虑重重，曾试图外逃。李典则同志得知后，即找他谈心，阐明党的政策，解除了他的顾虑，使其安下心来。
1951年5月16日，周口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民主选举，李校长当选为周口市副市长。此后，周口市与商水县两次合并期间，均为商水县副县长。他担任市、县领导工作以来，分管文教卫生工作，虽年近花甲，且兼职较多，但经常深入基层，接触广大师生及医护人员，为他们排忧解难。
李典则校长绘画攻竹菊梅兰，尤擅墨竹，在豫东一带知其人必知其竹。他的绘画创作最活跃时期，是在1940-1950年间，这期间的作品除做交际馈赠之外，曾为筹措办学经费进行过义卖，他也曾为逃避反动政府的迫害以卖画为生。他创作的《新篁解箨》、《风竹图》及《四喜图》（四页屏），均系五十年代作品，笔法简练秀雅，墨色妙趣横生，堪称得意之作。可惜，由于十年动乱，这些作品已不复重见。
生活朴素 平易近人
李典则先生新中国成立前虽然在上海求学三年，回来后又常在周口、商水和淮阳等地工作，生活却非常朴素。1946年在商水三小当校长时，他剃着光头，身穿土布便服，就像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走在街上谁也看不出他是校长。在学校里每到课外活动时间，他总是搬个凳子，拿着画夹给学生画像，让我们在一旁学画，一笔一笔地教，有时还让我们自己画，他在一旁做指导。校长对我们的生活特别关心，记得有一次放学时，他看见一些学生脖子脏，便在讲台上教我们洗脸时怎样洗脖子，他在台上背对着我们示范，伸出两只手洗脸，将八根手指洗脸，两根拇指在耳后洗脖子。从那以后，我一直用这种方法洗脸。如今，60多年了，校长讲话时的场面我还历历在目。
李校长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公私分明，一丝不苟。他虽身为领导干部，但从不利用职权搞特殊化。在周口一中居住十余年，全家六口人仅住一大间草房，迁居北寨安澜街后，祖孙三代数人仅住两间房子，拥挤不堪。粉碎“四人帮”后，在周口地、市领导的关怀下，居住条件才得到改善。
遭受挫折 无怨无悔
十年浩劫，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李校长也深受其害。“文革”初期，“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抄了他的家，多年珍藏的名贵书画均被洗劫一空；并让他戴高帽子游街；还先后被集中到郸城和周口北郊林场进行批斗劳改，使其失去自由，受尽折磨，长达数年之久。但他一如既往，泰然自若。给亲友的信中一再表示：“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他为友人画竹子时挥毫题词：未曾出土先有节，待到凌云更虚心。 其铁骨铮铮，坚贞不移，高风亮节，跃然纸上。
1978年，中共周口镇委对李典则同志在“文革”期间蒙受的不白之冤，予以平反。当他捧读“平反通知书”时，热泪夺眶而出，对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感激涕零。
1980年，周口恢复市建制以后，李典则同志先后任周口市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人大常委及河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等职。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衷心拥护，为党的统战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李公典则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亲手培养的弟子遍布全国各地，战斗在不同岗位，诚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晚年患病期间，弟子前往医院探视者，应接不暇；在外地工作未能亲临探望者，多致函慰问。同时，周口市与商水县党政领导对他患病极为关切，经常至医院看望，院方也精心治疗，提供方便。但因其年迈体弱，久治无效，终于1982年11月18日凌晨溘然长逝。
李公典则生前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党组织总是说：“党实际上早就把你当作共产党员看待了，你留在党外比在党内影响要大。” 因此，中共周口市委、地委虽上报，而省委没有批示。但他的子侄多是共产党员，其侄李学渊同志（共产党员，河南日报社离休干部），曾赋小诗一首告慰典公：常念早期多壮志，今惜晚年少遗篇。劝叔休作三生叹，去而无憾笑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