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中秋倍思亲。三年前的农历八月二十，母亲因病去世，不知不觉间，老人离开我们已三个中秋。对我们来说，中秋节不仅是家人团聚之时，更是纪念母亲之日。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争强好胜，面对艰难困苦从不示弱。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上下都在开展扫盲运动，母亲不识字，第一批扫盲就扫住了她。而父亲是本村小学的校长，自然也就成了扫盲教师。当时我只有一两岁，母亲只好带着我上夜校。当时全村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到晚上都集中在村小学的教室里，跟小学生一样去学习。上课，母亲和我一块儿听，下课，领着我一块儿做作业，还让我认她写的字，教我一些简单的汉字发音。不久，母亲就会写自己的名字，一些常用的字也认识很多。有时候，母亲在吃饭时还经常向父亲求教，求知欲相当强。

　　母亲生前曾多次讲述一九五八年前后大跃进时的一些事儿。那时，父亲因被错划为右派，到县农场劳动改造，一年后恢复工作，但不再回本村教学。后来，父亲在安岭、齐老乡一干就是十多年。这期间，母亲既要照顾爷爷、奶奶、小叔，还要抚养我和弟弟，日子相当艰难。由于农村合并和体制的变化，初级社、高级社改成了人民公社，我们的家也先后搬到邓庄、陶河、赵庄，最后又回到了刘楼。

　　刚吃大锅饭那阵子，母亲在陶河缝纫组上班。当时，弟弟刚上幼儿园，我在陶河小学读一年级。母亲为了不耽误工作，常让我接送弟弟。中午，母亲和我、弟弟分别在三个大伙上吃饭。后来，大集体的食堂一天不如一天，日子也一天比一天难熬。回忆当时的生活，母亲经常向我们说一串顺口溜：大伙上的馍，火柴盒，大伙上的面条捞不着。我们在赵庄村居住时，有一次弟弟从生产队的地里挖来几块红薯，母亲准备偷偷煮给我们吃，可是刚点着火，就被驻队干部发现了，连锅带红薯一块儿端走了，还在大会上点名批判了我母亲。

　　到了一九六二年，集体的食堂办不下去了，上级决定，砍掉大伙，群众还是一家一户做饭。同时，生产队还分给群众一部分自留地。这样一来，情况比原来好多了，但吃饭还是一个大难题。母亲和爷爷奶奶一商量，全家齐动手，纺花织布，卖布买粮。母亲白天在生产队上工，晚上加班纺织，做针线活儿，没明没夜地干。到了夏天，自留地长出了新鲜的蔬菜和瓜果，母亲领着我和弟弟到淮阳北关、临蔡集和葛店乡的王集卖蒜薹或大蒜，回来时买点吃的用的，家里的困难暂时得到了缓解。我奶奶有做醋的技术，于是母亲就鼓励奶奶开起了小作坊。一到暑假，母亲让我和弟弟一块儿游乡卖醋，十里八村，到处都能听到弟兄俩的吆喝声。母亲给我们画好行走路线图，分北路和东路隔天一趟，每天上午十点出发，下午五点以前必须回来。我们计算一下，一趟下来，来回要走二十多里路，中午带着干粮在路上吃，回来后，每人再奖励一碗面条。每当我们把钱和卖醋换来的鸡蛋交到母亲手里时，看着母亲满意的笑容，我们会觉得很自豪。

　　我和弟妹五人都是在穷日子中长大的，现在生活好了，仍然不舍得大手大脚。母亲曾说过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家，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确实不容易。我们不会忘记，是母亲和父亲领着全家人拉土垛墙才住上三间麦草屋；是两位老人亲自脱坯，请人烧砖，才把坯墙变成了砖包后墙瓦接檐；又是两位老人用辛勤的汗水让我们全村第一个住上了瓦房。我们不会忘记，是母亲和父亲带领着我们兄妹起早贪黑在田里摸爬滚打，不仅收获了粮食，还收获了喜悦。

　　母亲干活泼辣，有一副硬朗的腰板，七十多岁时还骑着三轮车赶集买菜、下地干活。一次，她骑车去看我妹妹，路上有一个小沟，本来该下来推着走，可她硬是朝着路沟猛冲过去，结果人倒车翻。到了我妹妹家，她还硬说没事，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股骨颈骨折。两次手术中，她没有喊一声疼，没有叫一句苦。

　　如今我们兄妹都已成家立业，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可这个时候，母亲却患脑梗塞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

　　母亲走了，但她还经常与我们在梦中相见，一次又一次，这将是永远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