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陈寅恪，无论如何，他都可以不过那种苦哈哈的生活，不过那种清苦寡淡的生活。不说他的家庭、人脉资源，就是他自己在游学中建立起的学术资源，他都可以迅速地进入“民国教授”们的精英生活之列，衣食无忧。就是说，在今天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将生活目标锁定为改变蜗居命运的时代，在当时上海十里洋场或说上世纪30年代中国发展“黄金十年”涌现无数“官产学”成功人士的社会，陈寅恪始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陈寅恪的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在《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中写道：“父亲在国外，即使是经济窘迫的情况下，仍然潜心攻读，醉心研究学问。在德国时，除听课外，常整日在图书馆阅读，仅带一点最便宜的面包充饥……故而一直体质欠佳。已过而立之年尚无意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
回国两年后的陈寅恪终于结婚，38岁的他娶了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女士，夫妻二人郎才女貌，在清华园里过起了幸福的日子。这确实是一段幸福温暖的时光，《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中说，“抗战前家居生活”是陈寅恪夫妇坎坷、悲怆一生中最温暖的乐章。女儿们回忆说：“父亲空闲时候，会选择一些唐诗教我们背诵，流求和小彭现在都能清晰背出好多句子……”
但陈寅恪没有忘记家国天下。台湾古称“流求”，他的家族和唐筼的家族都跟甲午战争以来的国是有着极深的关系，陈寅恪给大女儿取名陈流求，二女儿取名陈小彭，即是记取被日本侵占的台湾、澎湖……
陈寅恪问道不问贫，不积累，不聚财，不求所谓的社会成功……他的女儿回忆说：“一天家里做好了晚餐，掌灯已久还不见父亲回家，便出去寻找，才发现他在离家不远的小道上，跟吴宓伯父聊得格外投机，忘记了时间，后来这种事情还常有发生。”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先生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以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他们认为，陈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但陈寅恪不为所动，而是留在国内尽一个中国学者的本分。面对这一极具荣誉感的礼聘，陈曾两度辞谢，后考虑到自己眼疾甚重，欲借此机会赴英医治，才答应就聘。不料欧洲战火突起，终未成行。
说陈寅恪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是因为他中年阶段的家庭幸福确实短暂。国家的命运、时代社会的命运很快影响到他，抗战开始，中国高校南迁，师生流离失所，造次颠沛。对陈寅恪而言，他甘愿接受了甚至专心致志地接受了这种命运，做了“中国文化的托命人”，而非在时代的大潮中尽力保护甚至扩张自己或亲友的利益。在当时，发国难财者有之，逃离中国者有之，投机者有之。但陈寅恪没有这样趋时而生，而是执著于学术、中国和文明的命运，他造次于是，颠沛于是，以至于读书读得视网膜脱落、眼睛失明。
他的女儿回忆说：“父亲工作的时候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里，风雨一来都能刮塌的那种房子，也没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一个小凳写文章。”“他写完，需要休息，就带我出去散步。满山的映山红啊……父亲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一种远离战乱的欢愉。”
陈寅恪的穷苦不仅困扰了他自己，也给亲人带来了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陈寅恪平日食量极少，主食只吃一两片面包，副食只吃一两片瘦肉。病了后，食量更是大减，靠打针和服维生素Ｂ来补充营养。当时打一针的费用昂贵，维生素Ｂ价格亦不菲，而且不容易购得。夫人唐筼为买药四处奔波，实在是煞费苦心，尽力支撑。
在香港时，由于陈懂日文，日军对他还算客气。后来日军军部行文香港占领军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寅恪、唐筼硬是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日方甚至用官职以及金钱利诱，但陈寅恪宠辱不惊，拒不接受，生活虽然艰难，但宁可典当衣物过活。友人的日记曾记载说：“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肉类罐头七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挨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抗战期间，陈只身赴西南联大任教，妻子、女儿在香港自寻生路，更为凄惨。以至于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写的回忆父母的感人的著作，就用了父母“也同欢乐也同愁”作为书名。
这种穷困伴随了陈寅恪一生。他的身体之差多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有一次邓广铭去看望陈寅恪，陈正躺在床上呻吟，说“我快要死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书稿，我不死”。陈的弟子蒋天枢与蓝孟博听到老师陈寅恪的消息后，约同往谒。蓝氏买了三罐奶粉。陈寅恪和夫人都还在病中，虽然稍有好转，只是能在床上倚靠着被子坐起来。陈寅恪看到奶粉说：“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让人心酸的事例太多了。为了买煤，陈不得不在胡适等人的关心下，卖了自己的藏书换钱；而到了除夕，让女儿美延吃了一顿白米饭，陈寅恪欣慰的笑颜似乎尤其悲怆……
这种人生，在当时以及今天的成功人士眼里，是多么不值得理睬关注的，是多少文人学士避之唯恐不及的，是多么普通可怜、甚至迂腐的，是多么格格不入或如有着胡适说的“遗少”气。但陈寅恪从来没有考虑这些成功人士的心理，他没有为成功人士或所谓的成功而活。因此，今天谈论陈寅恪，最值得谈论的不是陈寅恪的记忆力、学识和传奇，而是他在一个成功环伺的环境中坚持了道理的可能性，从而大道学问成了他的肉身形式，他也成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学问大道的人格象征。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他的悲情力量，穿透了悠远的时空，他平凡的人生给我们以及后代的人们一种似乎不可企及的传奇高标。
这种人格的悲情几乎是绝世的大道。这种悲情，使得校长梅贻琦、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息，暂时不要开课时，他拒绝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这种悲情，使得他声明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这种悲情，使得他的魅力能不为时间所占有或放弃，以至于知道他失明的情况后，当时的中南地方长官陶铸嘱咐在他门前为他修建了一条白色水泥路，以方便他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我在多年前去中山大学逗留两日，在雨中打听到陈寅恪小道，去见识了那条路，心有所感，曾口占一首四行小诗——《在中山大学校园听雨》：
通往陈教授故居的小路
一道浅白的海沟
无家可归的孩子们
在知识的流水线上作业
推荐理由：作者坚持个人的历史观和对历史人物的同情、坚持人性人情高于一时一地的道理、坚持个人的独立判断，回溯了大变局时代中一代中国人的命运和抗争，如邵飘萍、陈寅恪、张作霖、黄侃、顾维钧等。
作者试图找出这些历史人物与当下人的联系，深刻触动到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历史情感，是我们自身心量的丰富增益，只有这样，我们现实疲惫的心灵才能获得静谧、安宁、正念正信而正精进。
摘自《大民小国——20世纪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余世存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