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

　　我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上，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信号，连报纸都得到三十公里远的州府去买，搞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打电话请示领导。张洁说：“别回来了，前两天调查拍的东西都废了，现在做不了专题，都是新闻。”

　　我发短信给老郝：“怎么着？”她说：“已经不让记者去前方了，要去的人太多，台里怕前方的资源支持不了，有人身危险。”

　　我问罗永浩，他正带着人在前方赈灾。“已经有疫情了。”老罗说。我回：“知道了。”

　　我改了行程回国，直接转机去成都。上飞机前，我买了份《纽约时报》，从报纸上撕下两张照片，贴身放着——一张是一对四川夫妇，站在雨里，妻子哭倒在丈夫的怀里，戴着眼镜的男人脸色苍白，抱着妻子，闭着眼睛，脸向着天，脚边是蓝色塑料布，覆盖着孩子遗体。一张是年轻士兵怀抱着一个孩子，带着一群人从江边崩塌的滑坡上向外走，江水惨绿，人们伏在乱石上匍匐向前。

　　到了绵阳，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记者。我拿着在医院帐篷里找到的几样东西——一个满是土和裂缝的头盔，一只又湿又沉的靴子和一块手表，讲了三个故事：男人骑了两千里路的摩托车回来看妻子；士兵为了救人，耽误疗伤，肠子流了出来；还有一个女人在废墟守了七天，终于等到丈夫获救。

　　我拿着这些物品一直讲了七分钟。

　　史努比也在灾区直播点。我说的时候他就站在直播车边上看着。看完没说话，走了。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说怎么了。他说得非常委婉，生怕伤着我：“你太流畅了。”“你是说我太刻意了？”“你准备得太精心。”“嗯，我倒也不是打好底稿，非要这样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当时看到你的编导蹲在地上给你举着话筒，心里就咯噔一下。他还给你递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不舒服，这么大的事儿发生了，不该有这些形式和设计。其实那些东西放在地上，也没有关系，或者，你停一下，说，我去拿一下，更真实。”

　　还有些话，他没说。后来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议论。

　　那个等了七天的女人，终于等到丈夫获救，出于保护，他眼睛被罩着，看不见她。她想让男人知道自己在身边，又不愿意当着那么多人大喊，于是伸出手，在他手上握了一下。她说：“我这二十多年来每晚都拉着他的手睡。”他蒙着眼睛，笑了。她也笑了。我讲到这里，也忍不住微笑。

　　有人很反感。一开始，我以为是这笑容不对，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表情太轻飘。后来我看了一遍视频。是我在说这一段时，只顾着流利，嘴里说着，心里还惦记着下一个道具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直播的时间掐得准不准。我只是在讲完一个故事，而不是体会什么是废墟下的七天，什么是二十年的一握，我讲得如此轻松顺滑，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笑与泪，都带着装饰。

　　这一点，观众看得清清楚楚。

　　史努比委婉地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一句话：“你是真的么？”

　　第二天，在绵阳，我们赶上了六级余震。

　　跳下车，往九洲体育馆跑，那是灾民临时安置点。馆里空空荡荡，八九千人已经安全撤离，只有一个人坐在里头。

　　我走过去，他背靠墙坐着，也不看我。

　　我蹲下去问他：“现在这儿不安全，你怎么不出去呢？”他抬起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黧黑的脸，两只胳膊搭在膝盖上：“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了，我还跑什么呢？”

　　我蹲在那儿说不出话。

　　他安慰我：“你出去吧，这儿不安全。”

　　晚上的直播，我讲了这个细节。又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调子太灰色。

　　这两次直播给我一个刺激，这两个细节不说不真实，可是笑和泪，这么简单地说出来，确也不扎实。我想起二〇〇三年的新疆，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但并不完整。

　　罗陈、陈威、老金和我，几个“新闻调查”的同事商量了一下，一起退出了直播。我们要做一期有足够时间的节目，不管能不能播。

　　推荐理由：《看见》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

　　在书中，她记录下湮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书中记录下的人与事，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你和我的生活。

　　摘自《看见》，柴静/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