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从虹桥机场穿过市区抵达住所，苏伟贞看上去毫无倦意，我们点了沙拉，开了瓶酒，她穿着宽大的厚棉布白衬衫和蓝色牛仔阔脚裤，盘腿坐在沙发上，素面朝天，神情复杂而微妙，似乎是一点点的兴奋加一点点的感伤加一点点的惋惜加一点点的苍凉……“穿过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和她通信的十年。我想，我在给她的信中，一定是触碰到了她的某个地方，而我自己并不知道。我后来才得知，她并不是给每个写信去的人都回信，她却回了我那么多封信。我一定曾经碰触到，不是作为编辑，而是，或许是作为小说家……碰到了，而又不自知地错过了”。

　　她是张爱玲最后十年频繁与之通信的那个人，不止谈工作，也交流日常琐事。作为台湾《联合报》读书版的主编，张爱玲很自然地成为苏伟贞最主要的约稿对象。话说当年的台湾文坛，从梁实秋到朱西宁都卖苏主编面子，而她交游之广阔，从阿城到莫言都是她家座上客。她也是年少成名的著名小说家，小说处女作一经发表，就备受朱西宁青睐，主动写信留下联络方式，欢迎她进入文坛。“那时的台湾文坛啊……”她感叹黄金年代的台湾文坛、有一众大前辈守护着文学新人的台湾文坛，也就是在那样的黄金年代，她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通信。

　　这是两个小说家之间的通信，苏伟贞的自我介绍是从她自己的作品开始的，而张爱玲则盛赞她的作品“真是言之有物”。她们谈作品，谈稿酬，谈生活细节，她们的通信稳定而牢靠，十年中未有隔断。苏伟贞最记得两件事，一件是张爱玲常用的字眼：惶恐。她总是惶恐着给别人添麻烦，写信本身就是给人添麻烦，而她又总是遗漏、错过、补救这种那种的事。另一件是张爱玲寄来的圣诞卡，对居住在美国的人来说，寄圣诞卡是比写信更亲密的行为，更像是友人而非工作伙伴。张爱玲寄来的圣诞卡，有时到了第二年还是去年那同一款圣诞卡，可见她大约一次性地买了若干圣诞卡，然而可以寄送的人却那么有限……

　　苏伟贞得以在人所不知的细节中触碰到张爱玲，留下个人见证。同时，身为小说家，她的自尊绝不逊于张爱玲，台湾诗人初安民曾经对她说：人情世故最难的那部分，你很懂，最容易的那部分，你偏偏不懂。懂与不懂之间，决定那道墙之高矮的，是一个人的自尊。这跟张爱玲在《天才梦》中的自评异曲同工。最后十年，这样的两个人有了交集，是读者的运气。（陶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