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羨荣

　　1946年日本刚刚投降，笔者在周家口文化街商水县周口三小上学，每到星期日便去河滩里玩。从新街磨盘山码头下去东行，直到中州路桥下是个大河滩，那里有为装船、卸船忙碌的码头工人，有担水、洗衣的市民，有说书、唱戏、玩洋片的艺人，有卖烧饼、油条、包子、胡辣汤等小吃的，是个名符其实的游乐场所。王朋经常在那里说相声，由于他技艺深厚，说的段子幽默动人，常把观众逗得捧腹大笑，因此，当时很多周家口人都很了解他，如今，周口50岁以上的老人对他的印象仍然比较深。

　　幼年不幸  从艺为生

　　王朋原籍山东滕县（现滕州市）卢村桥，生于1897年，3岁丧母，4岁时父亲又病故，不知父名，只知人称其父“王大个”。他8岁时被“拉魂腔”艺人卜端品收徒学艺，13岁师父又去世，从此，孤身一人，手打竹板，沿街乞讨，四处漂泊。

　　16岁时，他流浪到天津卫，待在天津“三不管”的地方（曲艺、占卜和卖小吃场地），一个偶然的机会，相声艺人刘月樵见他口齿伶俐，聪慧过人，收为门徒，教他学说相声。他先学单口，再学试说，第一次收入二百文铜钱，非常高兴，于是便决心进入相声行当。王朋听说刘月樵原是东北讲武堂毕业，曾在吴佩孚部当过参谋长，退伍后甘愿说评书、相声，浪迹江湖，因此，对刘月樵更加敬重，16岁在保定正式拜他为师，按照“字派”排列，纳入“松”字派，师傅赐名王松朋。从此，他更加刻苦地向刘月樵学习。

　　学说相声，师傅让他掌握“说、学、逗、唱” 四种功法。“说”是批、论、讲、叙；“学”是学几种方言，模仿几种声音和几种姿态神情；“逗”是熟悉相声结构、相声语言，包括铺垫“包袱”的手法技巧，做到一“抖”必“响”；“唱”是会唱地方戏曲（包括生、旦、净、丑）、地方民歌、小曲小调等等。经过师傅口传，深刻领会，他很快学会了二百多段相声。他善说单口相声和担当捧哏，不但口齿灵巧，而且表情丰富，模仿动作惟妙惟肖，又辛辣夸张，常让听众笑得前仰后合。他才思机敏，即使逗哏失口，也能随机应变，接过话茬不致冷场，不露破绽，婉转承上启下，转入话题再递给逗哏。

　　1918年，21岁的王朋与师傅刘月樵，从安徽辗转来到周家口卖艺。他风华正茂，身材修长，眉清目秀，竹布长衫，很有气派。周家口是个内陆码头，市场繁荣，那时,虽然说书唱戏的也不少，但相声表演还不多见。他师徒在北岸“后地”（游乐场）等处卖艺，由他给师傅当捧哏，二人妙语连珠，又有滑稽表演，听众笑声不绝，很快引起轰动。他们表演的《滑稽东洋操》、《对对子》、《反正话》、《歪批三国》、《歪批三字经》、《变兔子》等段子，吸引了周家口广大观众，也给其他艺人带来不小冲击，大家甘愿凑钱给他，让他休息。他理解同行的心意和生活困难，便时常去外地演出。从此，王朋与周家口结下了不解之缘，经常来往于界首、槐店、周家口和漯河一带，并长期与周家口艺人陈聚魁搭帮说相声。建国后，王朋入籍周口，直到逝世。

　　技艺超群  走遍四方

　　王朋博闻强记，刻苦钻研，掌握了大量传统段子。中国传统相声段子约有170段，王朋可精通大半，他经常演出的有《六口人》、《大搬家》、《没叶树》、《拴娃娃》等等。

　　王朋表演相声，每段都填充不同的开篇垫话，运用起来既幽默流畅，又顺理成章，使整个段子显得丰厚充实，不落俗套，让人百听不厌。他从实践中创造积累了大量套路化的即兴小品，在临场表演中灵活穿插，往往妙语连珠，出奇制胜，令人听后捧腹大笑。他的单口相声《打砂锅》、《摇铃铛》、《圆梦》、《酒迷》、《戏迷》等，之所以能使观众多次听着没有“吃剩饭”之感，原因就在这里。

　　此外，王朋还熟悉北方民间小调，善于模仿各种人物的声色举止，抓住人物特征，随口加以漫画式的夸张，寥寥数语便能刻画出一个人物形象，惟妙惟肖，《群曲闹公堂》、《扇扇子》、《贼偷贼》等，当属此类力作。

　　王朋怀揣一串“莲花落”，走南闯北，到处卖艺糊口，足迹踏遍南北七省，闯过京、津、沪、宁等大城市，也涉足一些豪门巨富之家唱堂会。他曾和老舍有过交往。冯玉祥听了他说的相声，连声称赞，随即赏给他银元。他在南京国民党炮兵军官学校说相声，恰巧蒋介石在那里视察，听了他说的相声，大加赞赏。王朋精通江湖八大行的各种帮规“切口”，各种黑话暗语都能对答上来，也曾被五花大绑敲诈，蹲过班房，称得上是一位闯过码头、见过世面的漂泊艺人。他大半生置身于下层劳动人民中间，以他的相声艺术给人们带来无穷的欢快。他不无自豪地宣称“一生不怕码头大小，不怕场地简陋，不怕同行竞争，不怕坤角夺人”，他随便选一个角落，表演一阵如疾风骤雨般的莲花落，便能“扒地窖”（很快招来听众），敲出一天饭食来。他这种卖艺谋生的本领，在周口曲艺界，是无人可比的。

　　一生经历  苦辣酸甜

　　王朋平日勤于理发修面，洗澡净身，而在书场上那副衣着打扮，却十分怪诞，不是长短失体，便是破旧不堪，甚至给人以三分流荡之感。曾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十分离奇。他说，相声人临场卖艺，历来从四种类型中，结合个人条件，自选一种形象。一曰“怪”，长相尖嘴猴腮、瘦骨嶙峋，却偏偏穿一件紧身长衫，白袜黑鞋，折扇轻摇，给人一种分外怪离之感，天津马三立即属此招。二曰“帅”，生相端庄，身材匀称，配以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临场一站，给人以衣冠考究、举止潇洒的印象，侯宝林等属于此类。三曰“败”，衣冠不整，破鞋旧袜，有意给人造成一种不拘行止、放浪不羁的怪诞之感。四曰“赖”，蓬头垢面，赤目焦齿，显胸露坏，坐立失态，七分游丐之相，以求引人生奇。此四种类型，艺人多依个人长相、演唱特色、所处场合，而各有取舍变幻。王朋说，他早年取“帅”字，为了让人看得起；到了壮年多在下层活动，要做到衣着上接近群众，所以又改取“败”字。

　　在旧社会说相声被称为“骂大会”、“说熊话”，受人轻视，王朋不但屡遭饥寒困厄，还多次蒙受屈辱。1918年冬天连降大雪，冰天雪地，王朋师徒被困在周家口一个小旅店里，他们既无积蓄，又无物可卖，饥饿难忍。王朋便冒着风雪，手拿竹板出门乞讨，走出门去，浑身颤抖，两眼一黑失去知觉，幸被街坊好心人救起，才得死而复生。

　　说相声想方设法逗人喜欢，有时难免无所顾忌，信口开河，不知不觉便得罪了地痞流氓。一次王朋在漯河演出，不知为何触犯了在场的恶棍，那人上前拳打脚踢，王朋被打得鼻口流血，还要被当汉奸惩办。又一次，王朋正在周家口演出，忽然闯进几个带枪的镇丁，不容分说将他五花大绑拉往大街侮辱示众，后又扣押起来，原来是国民党一个镇长的舅父听相声，王朋不认识，向他要了钱惹下大祸，经同行托人花钱赔情，才得释放。

　　新中国成立后，王朋把文化馆干部公中午和商水县（当时周口归商水县管辖）县委书记刘裕民，视为难得的好同志。一年冬季，他无力置买冬装，主管曲艺的公中午为他申请解决了救济款和布票，带他上街买布、买棉花，到成衣店量制新装，使之非常感动，把公中午视为挚友。1958年“大跃进”，王朋从周口曲艺团被下放到邓城劳动，县委书记刘裕民发现了他，问明情况后，当即通知县文教局，批评说，怎能让60多岁的老同志下乡劳动，立即派人接他回去！第二天，文教局便去人接他回了周口。后来，王朋在街上碰见刘书记，两人握手互致问候，在路旁像亲兄弟一样谈话。

　　王朋半生浪迹江湖，置身社会底层，一直维持着远离是非、独善其身、委曲求全的生活方式。有时演出之后，数一数衣袋里的小票子，常常切一包卤肉，买三两白干、两个烧饼、一碗胡辣汤，便万事齐备，吃后倒头便睡。收入较多时，偶有雅兴，他也毫不自卑地步入餐馆，叫上两色荤素，自斟自饮。如遇雨雪不停，生活断炊，他也毫不在乎地长睡不起，饿上两天。他无忧无虑，离群索居，自甘寂寞，很少与人交往，仿佛看破了红尘。其实他和别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时他醉卧街头，从来都不是由于酗酒忘形，而是他心有苦楚又无处诉说。王朋结婚晚，前半生孤苦伶仃，无子女，无亲故，无知交，有谁会想到他的这些不幸！

　　领导关照  大师拜访

　　1957年，王朋被吸收加入了周口曲艺团，那年，他整60岁。在旧社会一贯被人鄙视，历尽折磨的老艺人，从此成为一名人民艺术演员、国家文化团体职工，晚年也有了依靠，他由衷感谢共产党。当时演员分散演出，演出收入按比例上交，王朋从来不隐报，不拖欠，交款最为忠诚老实，工作勤勤恳恳。正当王朋满腔热忱，焕发青春，要努力为人民群众做出贡献之际，“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周口曲艺团被砍掉，他被划为“黑线人物”，经受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百般侮辱，后被安置在火葬场劳动锻炼。

　　粉碎“四人帮”以后，王朋获得“二次解放”，享受国家退休职工待遇，他和老伴余桂香住进了福利院，从此衣食无虞，生活安定。当时，地、市宣传部、市文联、市文化局、市民政局等单位领导同志，都曾前往福利院看望他。率队来周口演出的著名曲艺家、省曲协主席赵铮，戏曲艺术家申凤梅、马金凤，笑星马季等，也前往福利院看望他。

　　1986年1月，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相声大师侯宝林来到周口市福利院，专程拜访了王朋，并赠以寿联、礼品和现金100多元，以后又不断从北京汇款，继续资助老人。侯还赠送亲笔写的中堂、对联。中堂为一巨大“寿”字，上款写“王朋老人长寿”，下款缀“一九八六年宝林于周口”。 两副对联是：

　　先辈业绩牢牢记，  革命作风代代传。

　　革命前辈创大业，  长征新秀绘宏图。

　　他俩一见面亲如故交，很自然地共同回忆起许多曲坛旧事、江湖趣闻，思古论今，万般感慨，不知不觉中就谈了两个多小时。

　　侯宝林先生与王朋会晤，曾问及王朋的“字派”，当他得知王朋是“松”字派时，遂改称王朋为“王老先生”。因为，王朋的师傅刘月樵与天津的曲坛名将马三立的师傅，是师兄弟，王朋与马三立同一字派，而马三立却是侯宝林的师叔，为此，侯宝林的字派也就自然比王朋低了一辈。以现在侯宝林先生的社会地位，当然无法再按旧江湖规矩行事，才很有分寸地把王朋称为“王老先生”，表示一种恰到好处的尊敬。后来，马季拜访王朋，下跪呼之为“王老前辈”，也是由此而来。

　　侯宝林先生第二次拜访王朋，临走时，王朋与众人一同送侯上车。此时，王朋年事已高，体躯软弱，言谈无力，出人意料的是，侯正迈步上车，王朋忽然双目圆睁，精神抖擞，大喊一声“立正”，啪的一声，两腿并拢，向侯行了一个旧式举手礼。众人大吃一惊，还以为王朋又来一回恶作剧，而侯宝林先生却毫不奇怪地交待随行摄影师拍下这一难得的场面，并对王朋招手致谢，表示了对这一不寻常礼节的理解与认可。

　　王朋老人一生孤苦伶仃，在退休前尚未结婚。原来，他和一个寡妇很好，由于世俗偏见，二人既不能结婚，又不好意思同居，但他却不再找对象，两人相爱几十年，直到1970年那位老妇人去世，他才于1974年和余桂香结合。1984年9月，余桂香突患脑血栓病，经医院抢救，虽然保住生命，但瘫痪在床。当时，王朋老人已是87岁高岭，生活仅能自理，根本不能护理瘫痪病人，而且他的退休金仅能维持两人生活，无力支付老伴长期医疗费用。正当两人一筹莫展之际，市民政局、市福利院经过研究决定，余桂香的医疗费用由民政局解决，福利院抽调身强力壮又能尽职尽责的女职工张桂英、郭明兰，专职护理余桂香，照料王朋生活，使他俩精神上得到很大安慰。当时，余桂香已经67岁，得到妥善照顾和及时医疗，卧床四年后病故。

　　1988年8月12日，王朋老人在市医院安详瞑目，终年91岁。他在医院诊治期间，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文化局、市民政局、市文化馆、市曲协和市福利院等单位领导同志曾至医院看望，逝世后，市文化局、市民政局等单位领导及其生前友好，送了花圈、挽联，数十人参加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