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冬天，30年前的冬天，渐渐远去而又近在眼前，清晰得让人忘不了那个冬天的每个瞬间——

　　1982年，我28岁，刚进入大二的我，属于那种特殊年代造就的特殊学生。父母八旬，常年卧病在床。幼子三岁，咿呀学语。薄田十亩，妻子挥汗耕种。

　　这年的冬天来得很早，冷得也近乎残酷。农历九月二十八，上完第四节古代汉语课，从教室走出，本家侄儿已在教室外等我多时：五奶病重，要你速回。尽管他装出平静的样子，但我仍感到一丝不祥。不敢多问，我坐上了侄儿的自行车。临近村头，我就听到破旧的茅舍中传出的阵阵哭声。望着母亲消瘦的遗容，我肝肠寸断，泪如泉涌。

　　近几年，父母身体都不太好，为了照顾二老，我学会了简单的医疗知识，父母的床头有吊针架、小药箱，紧急时候，我不仅能打针、用药，还能扎静脉。我们兄妹六人都是农民，十年动乱带来的贫困和饥饿，深深地伤害着我们伟大的民族，也包括我们一家。母亲常把自己的病痛隐瞒起来，让我们将极其微薄的财力和大量的精力集中在父亲身上。那年过完暑假开学的时候，我发现母亲脸色发黄，医生诊断为黄疸肝炎，对症开了药，母亲不让花钱买，说是苏堂村民间药方很管用，我立即到那里取来一个月的中成药，嘱咐她按时吃。开学两个多月，虽然时常挂念，但总认为母亲身体还好，如今，残酷的现实让我抱憾终生。

　　送走母亲，父亲病更重了。“七七事变”发生之际，老人正在兰州大学读大一，随着全国抗日高潮的掀起，他和一批热血青年投笔从戎，跟随抗日名将高桂芝参加过长城会战、平型关大战、中条山会战，解甲归田后惨淡谋生。更加令人痛心的是，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30年如临深渊的日子，扼杀了抗日英雄的豪气，父亲变得沉默寡言，用劣质的烟卷打发着寂寞的时光，不良习惯也吞噬者父亲健康的肌体。

　　病榻上的父亲，显得安详而平静，他微笑着招呼我们：等我走的时候，一定要给我换上一身中山装，外套军大衣，让我穿着整齐去见那帮九泉之下的战友。不准厚葬，不准哭……少顷，他打起了精神，语气坚定而沉稳：你们都很忙，回去干你们的事情，这里留一个人足矣。尤其是老小，马上回去上课，一定要学业有成，报效国家。面对父亲，我们相顾无言，此时此刻，遵从父命就是孝。

　　连续几场大雪过后，周天寒彻，父亲已经不能进食，咳嗽、低烧，时而清醒，时而昏迷。进入腊月，父亲处于弥留状态，姐姐们按照父亲的要求准备好了深色中山装和军用大衣，哥哥请来木匠做好了薄薄的棺木。我又一次请假回家，和哥哥姐姐们守在父亲床前。腊月初三晚上，父亲又一次睁开眼睛，他看见床前站立的我，两行热泪滚落。半天，他满眼深情望着我们，断断续续地说：既然小儿子回来了，今天你们几个都休息，让他陪我。熬夜、疲劳，使我躺在父亲身旁昏昏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父亲推我：起来吧孩子！我挺身而起，见久卧病榻昏迷数天的父亲，竟然穿戴整齐，温和地看着我微笑。父亲神志清醒，语言温和：孩子你看，我好了，自己能穿上衣服，还想吃东西，想吃醋熘绿豆芽，你去想办法弄点儿，热两个馒头，咱爷俩儿一起吃，天明，你可以安心上学去了。我看看闹钟，刚好五点。我镇定一下，按照父亲的安排准备早餐，除绿豆芽外，另加了一个羊杂汤。黎明，父亲不要我搀扶，自己上床躺下，然后坚定地挥挥手：天明了，你放心回去上学。放心吧孩子，我等你回来放鞭炮过大年！

　　回校的路上，我一步三回头，生离死别的感觉挥之不去。行至新站，我毫不犹豫地叫醒昨晚回家的三姐，诉说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姐姐听后，同样感到不可思议和明显的不祥，她揉揉疲惫的双眼，安慰我：你去吧，听爸爸的安排，我马上出发，带上救急针剂。

　　渡过沙河，就是通往周口的柏油路，漫天冰雪使道路变成了长长的镜面。雪压枝头，几处寒鸦叫。我艰难骑行，一次次摔跤。十点钟左右，我一走进校门，传达室的师傅便挥手拦下我：家里电话让你马上回去！我立即明白了。

　　回到家已经傍晚时分，父亲穿上了那身深灰色的中山装和草绿色军用大衣，安静地躺在灵柩之中。这是送走母亲的第66天，也是这个残酷冬天的尾声——“三九”的最后一天。

　　冬天，渐行渐远 ，思念，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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