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官方媒体一则新闻，“不经意”告诉大家，曾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职的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近日出任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从情理上说，吴显国的复出方式，还算交代得过去。其一，职务从石家庄市委书记变为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职位“含金量”的差别不言而喻；其二，从2008年三鹿事件免职到此番正式亮相复出，4年多冷板凳的处罚相对于很多复出官员，已属认真和严厉。更何况，在正视现有国情之语境下，是否能够一步到位效仿发达国家，对有过失、遭免职的官员“永不叙用”，恐怕还只能循序渐进。

　　当然，道理归道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舆论对这一类事件的围观、质疑和不满。不能简单将其归之为公众惯性式的不信任心态云云，相反，必须重视其中社会情绪积攒和发酵的深层缘由。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近些年来的诸多同类事件，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复出”程序失之轻率甚至蛮横，才会令“官员复出”现象丧失了最基本的公信力。从黑砖窑免职官员复出、瓮安免职官员复出，到宜黄免职县官复出、阜阳劣质奶粉免职官员复出、西丰进京抓记者辞职官员复出……纵观这一系列案例，不难发现复职原因基本语焉不详，更关键的是涉事官员基本都是“悄然复出”。

　　当一次次看到这样的“偶然披露”，公众舆论所不爽的早已超越了“有过之臣能否复用”的千古争论层面，而聚焦于官员复出的巨大弹性和随意性，转变为自身民意遭漠视和戏弄的愤懑。官员复出需要哪些条件、哪些正当的理由，又需要哪些公开、民主的程序？这些在上述案例中几乎缺失。显然，如果无理、无据、无程序，官员的复出就不可能让人心服口服，如此“躲猫猫”式复出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光明磊落，一些上级领导过度炽热的“爱才”之心、“伯乐”之意自然就会被网友揶揄为“复出潜规则”、“轻伤不下火线”等等。

　　如果再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还不难看出另一个同样非常重要但往往未受到同等重视的现象——免职问责的随意性和“非法治”色彩(违反上位法)。2003年“非典”开启的问责制度，成为官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实践之艰难，不容小觑。回顾近年诸多问责免职事件，有的被免职者只是整个事件中微不足道的替罪小虾米；有的免职决定只是上级主要领导现场办公的一人拍板；有的免职成为帮助官员躲避刑责的挡箭牌和护身符……免职本懵懂，复出自非议。问责乃国之重器，绝不可当成儿戏，亦不能成为一些地方进行“危机公关”的道具。是为民而问责、为吏治而问责，还是为尽快平息舆论甚至敷衍民意而火线免职，不同的出发点，直接导致问责免职的正义含量、实际疗效。因此，确立官员问责的标准尤显关键，必须根据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损失以及事后补救措施综合评价：构成渎职犯罪的，由法律制裁；不构成犯罪但严重失职的，参照国外做法“永不叙用”；“不轻不重”失职的，采用相应的问责标准。

　　正“本”清“源”，方能避免误入歧途。从免职到复职，从出发点到程序正义，唯有尽快消除其中的模糊含混地带，唯有在问责和复职的全过程中以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问责方显震慑，复出方能坦荡，老百姓对官员复出的质疑才会消弭。

　　□ 徐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