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海建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2003至2012年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称，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2008年基尼系数曾达到 0.491，此后逐步回落。关注基尼系数，既是民生诉求，也是发展考量。一方面，基尼系数太大，说明贫富落差大，穷人权益会受到制约，分配的公平属性也难得保障；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也会导致高收入群体缺乏购买意愿，而低收入群体则望物兴叹，消费拉动更为困难。基尼系数上的关切，不仅仅是“钱”的问题：物质之外，还有橄榄形社会结构及良性社会心态问题。

　　时隔九年之后，国家统计局再度公示权威基尼系数。尽管这个数字是并不算漂亮的“0.474”，尽管与民间测算、民众观感之间尚有落差——但毕竟是对民意的因应。

　　对公众而言，基尼系数首次“脱敏”，定会被解读成“寄寓公平取向”的一个信号。一者，它启示我们的相关统计数据，要跟得上民众及发展的需要，从“羞答答”的传闻中走到台前来，哪怕数字再不好看，真相比遮掩更得人心，说破了，天不会塌下来。经济要实实在在的增长，统计更需要抛去水分的数字。二者，正如论者所言，“在社会分配与系统分配双重不公叠加效应之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面临着明暗交替的双重压力，公布真实的中国基尼系数，不仅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基本需要，更是为制度设计把脉的重要参考数据。

　　基尼系数的纠结，就像我们当年对PM2.5的吁求，数字不是目的，治理才是根本。再客观的数据，总是理论或模型上的标点，无法代替柴米油盐的人生。

　　越是对基尼系数看重，说明公众越是希望有更公平、更美好的生活，“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2003至2012年基尼系数”，但愿这是宏观制度设计与微观权力作为纠偏与校准的第一步。